Ｎ新京报 新闻晚报

财政部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前8个月全国财政收入74286.29亿元，同比增长30.9%。由此测算，今年财政收入将突破10万亿。狂飙的财政收入和对进展缓慢的减税速度相比，使不少人担心其会阻碍民富，影响民生。对此，多位专家表示，未来减税是税制改革的目标，与此同时，在关注财政收入的同时还要注重财政支出。

财政收入狂飙前8个月比增30.9%

财政部年初预算报告显示，今年全国财政收入89720亿元，增长8%。从目前财政收入状况来看，财政收入增速已经远远超出8%，前8个月的财政收入总额达到全年目标的83%：前8个月全国财政收入74286.29亿元，同比增长30.9%。

据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测算，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为83080.32亿元，加上今年前8个月比去年同期增加的17533.97亿元，即使后4个月财政收入同比零增长，全年财政收入也将超过10万亿元。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也表示，全年财政收入达10万亿是绝对数，上一年已达8.3万亿，今年增长百分之十几就会超过10万亿。

财政收入30%左右的增速和全年超过10万亿的预期使很多人担忧我国财政收入增速过快，或将抑制居民和企业的积极性。

专家:要减税，更要多在民生上花钱

刘桓表示，减税应当成为税制改革的目标，包括增值税、营业税等税种从总体上说，都应当减少。他认为企业要获得发展除了具备优秀的团队和正确的产品市场定位外，良好的外部环境必不可少，而减税就是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刘桓指出，税收应进行结构性调整，在减税的同时，对于污染环境产业的征税要增加，这样才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刘桓认为总体上来讲税收要有所降低。

刘桓认为在关注财政收入增长的同时，也应该关注财政支出，国家的财政支出应多用于改善民生。财政支出需要建立有效机制，公开透明，能够让纳税人监督。“北欧的税负比我们重，但公众抱怨却少，主要是因为财政收入多用于民生。”刘桓称。

社科院财贸所财政室主任杨志勇认为减税时要与整个财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他表示虽然如个税等直接税有减少的必要，但增值税等间接税更有减税的空间，他认为在减税之前可以先考虑在支出结构上作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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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税负苦不苦要看财政怎么花钱

Ｎ人民日报

一份中国内地“税负痛苦指数”位居全球第二的《福布斯》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近期在流传（本报曾报道）。人民日报昨日刊文称，实际上这个榜单是2009年的。多位专家受访时表示，痛苦不痛苦，不在于税负高低，而在于政府收来的钱都拿来干了些什么。

指数是两年前发布的

福布斯美国总部编辑部的亚历山德拉·多蒂(Alexan⁃dra Talty)告诉记者：福布斯最新的税负痛苦指数是在2009年发布的，今年尚未发布税负排行榜。据她介绍，该指数的统计方法是根据各地区最高档次边际税率将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雇主交纳的社会保险税、雇员交纳的社会保险税、增值税汇总而得。2009年该杂志发布的“税负痛苦指数”榜单中，中国税负痛苦指数为159，在公布的6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列第二。

中国社科院财贸研究所税收研究室主任张斌认为，该指数在反映税负高低问题上有缺陷：一、指数选取的名义税率不等于实际税率，实际税率往往比名义税率低。二、最高的边际税率只适用很小比例的纳税人。三、简单相加的假设前提是对每个税种赋予同等的权重，而这一假设与实际情况相差很大。

中国宏观税负低于发达国家

张斌介绍，目前国内研究者将中国宏观税负指标分为三种：小口径宏观税负，即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2009年，中国小口径宏观税负为17.46%。中口径宏观税负，指一般预算收入，即通常所说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2009年，中国中口径宏观税负为20.1%。大口径的宏观税负，指全部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除一般预算收入外，还包括政府性基金收入(包括土地出让收入)、社会保险基金缴费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等。2009年，中国大口径宏观税负约为31.4%。

国际宏观税负口径与我国大口径计算方式相似，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朱青说，2007年，发达国家宏观税负平均值为45.28%，发展中国家宏观税负平均值为35.6%。按照该标准，2009年中国大口径宏观税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张斌认为，税负是重还是轻，不能做简单的国际对比。宏观税负关键不在于收多少，而在于预算制度的完善和财政支出结构的改善。

朱青说，应该使税款最大程度地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一叶知秋

本期主持 谢秋莲

税负与腰带

专家们以他国金融危机之前2007年的数据，比对危机之中我们2009年的数据（为应对金融危机，不少国家都采取了减税和加大支出的举措），得出的宏观税负本身就没有可比性，以此得出我们的税负比人家低是没有说服力的。

但是，有一点，专家说的是对的，税负苦不苦，不在于政府征了多少税、卖了多少地、收了多少费，而在于政府拿了这些钱后干什么了。如北欧四国，就是典型的高税负国家，但人家相伴生的是高福利，因此国民反而觉得幸福。

我们却面临这样一种现状：即使其间遭遇了金融危机，“十一五”以来，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年均增长仍然达21.3％，而政府每年增长计划大多在8％~10%之间。与之相对的，是另一些指标迟迟不能完成，如中央1993年就提出教育经费的投入要占GDP4％的目标，但在国家领导人一再说要“勒紧裤腰带”以实现这个目标后，这个目标依然没有实现，而一些官员的腰带却越来越宽。政府在医疗、住房等民生工程的投入上，也屡屡遭遇同样的尴尬。

有数据说，财富的创造者、城乡居民的收入目前占GDP的比例只有43%；剩下的，政府拿走了百分之三十多，还有部分在企业等经济团体手中。财政收入取之于民的本质决定其必须通过再分配返还给劳动者。“取之于民”时乐陶陶，“用之于民”就喊穷，用的过程中又发生不少损穷助富的偏差——这些才是中低收入者喊税负高、喊痛苦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