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梁江涛

近日，张千帆等15名学者联名提请国务院，呼吁取消高考和招生工作中的考生户籍限制，再次将异地高考推向舆论焦点。昨日在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研讨会上，20多名随迁子女家长共同起草的《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方案》公布，建议高考报名资格依据学籍和父母经常居住地等标准认定。（10月30日《京华时报》）

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有2.2亿人离开户籍地迁居异地工作和生活，异地高考已经成了决策者和普通民众都无法不正视的一大问题。

在这方面，一些城市开始尝试，如今年上海规定有10类非上海户籍考生可在上海市参加全国高考，就是一个比较“有内容”的探索。可是其门槛之高与公众的期待相距甚远，仅限于持引进类人才居住证父母的子女、支内支边知青的子女、外国侨民等。

为了争取平等教育权，普通民众在努力寻找突围路径。据报道，福建晋江一家民营学校的校长，为了让西南农民工子女在当地参加高中会考，多次来往四川重庆等地，工夫不负有心人，实现了跨省的异地会考。民间力量对异地高考之关注，固然让人看到教育改革的民意基础，但也让我们看到一个尴尬事实：“剃头挑子一头热”，普通民众很给力，官方行动明显迟缓。

异地高考的难点在于涉及户籍制度和高校招生权这两个需要全国通盘解决的问题，如果户籍改革没有突破性进展，异地高考必然受牵制，但有关部门不能因为难就停滞不前，无所作为，而应寻求点滴之功。比如解决教育资源不均衡等问题，这是异地高考的主要障碍；比如探索高考命题、考试方式等改革，以打破地方壁垒。凡事做与不做不一样，慢做与快做不一样，积极地做与消极拖延也不一样。在异地高考问题上，相关部门应该拿出时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