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本报记者 郭大路

面前的两本书，《抚摸岁月》、《远去的岁月——知青生活回忆与实录》，和书的作者一样，朴素，平实，几乎“未装修”，但如果你走近翻阅，岁月的大门会就此敞开，从耄耋老人到“80后”年轻人，都可以从中找到光阴的记忆，找到客家人的历史传俗、找到福州30多年来的城市生活。

同事看了拥着她哭了一场

作者叫何英，56岁，上杭县人，公务员。她自称“退二线”已经5年。这5年中，她写下的文字，粗算起来，正式出版已经超过百万。

为什么写作？何英的回答是“忙惯了，总要有事做”，这口气简直就是老农说“不种地了，弄个小菜园子，反正累不着”。写作对她也不是累活，“我写我熟悉的生活，不用编不用想，坐在电脑旁敲下来就行了。”

她写的第一篇是《我的母亲》，2006年夏天开写，年底就积了十来万字。“那时没想到要出版，只是想写了留下一点记录”，快放年假了，她跟曾在机关里素有才女之称的同事说，自己有这么十来万字，请她看看。2007年的大年三十，同事告诉她，看完了，到我这儿来取吧。她去了，“一开门，同事就伸手拥抱着我，哭了一场。她说，这是多年来让她一口气读完的书……”同事建议她继续写，“分出篇章段落，可以印成书出版”。“我写完85万字，改了一遍，挑出65万字，就出成书了。”让何英意想不到的是，这本书引起了积极的反响，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她将读者的书评编成约有十几万字的小册子，而就在前两天，她还收到了一位资深评论家写给她的很长的读后感。

客家民俗在她笔下活现

何英是客家人，岁月沉淀下来的《家乡的风俗》，由她亲历和记录，别有风味。比如，客家风俗里，客家妹子都得会做布鞋，何英当然掌握了这门技艺，她至今还有穿自己手作布鞋的习惯，整个制作过程由她写来，特别详尽。

在她笔下，我们第一次知道上杭的客家人，每年春节族中要举办传统的“生儿习俗”，“添丁酒”只有男性才可以参加；客家人的男孩出生，要剪下胎盘，在孩子居室距房门正中一丈的空地上挖个洞掩埋，女孩的胎盘则埋在对着房门的右侧，意味“日后离家千里路，也不忘记老家（娘家）的包衣肚”，这种出生时就注重“认祖归根”的民俗，读来十分奇异，又是活生生的中华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

客家的风俗，在《抚摸岁月》的其他篇章里也有生动的记述，《我的爷爷》中就有50年前一夫多妻和阴婚的记载，有客家人以杀狗待客为最高礼节的风俗，以及客家传统中别具一格的“庆生”活动：客家男子20虚岁由岳家出面“做生日”、女子21虚岁由娘家操办庆生，到60岁要大张声势“做寿”，做寿是“先贺后请、不贺不请”，拜寿还要择定特殊的时间，甚至是在凌晨，寿星要“躲寿气”、“藏寿气”，这都是极难得的写实资料。

何英描述的民俗在客家读者圈里引起了轰动，客家人众多的广东惠东县政府曾特别致电，请她特快专递15本《抚摸岁月》，作为组织学习、研讨用书。

对母亲的怀念、育儿的艰辛，是《抚摸岁月》最具共鸣的章节。

一个人的“史记”

“知青文学”代表作家叶辛为之作序《远去的岁月——知青生活回忆与实录》，特别提到书中第四部分的附录，搜集了1973年—1981年青潭知青农场的资料性文章，“十分珍贵”。在记者看来，不止附录，“历史的记载”这部分，分门别类录入了青潭知青农场当年的规划、制度、建设、经济、组织，甚至土地普查、出勤登记、收支情况……这些翔实的资料，都是从当年的知青农场指导员的笔记整理出来的。这位农场指导员是何英的公公叶汉禄，来源真实可靠，应该说，是上世纪70年代相当出色的社会生活标本。

《我的家》这篇文字，记录了她“人生50年来亲历的家”。最有意思的部分，是她从1977年至今的住房记录，相当于一份完整的“福州公务员住房史”——

1977年—1980年，作为刚刚“转干”的年轻人，她的住房标准，是三人合住一间12平方米的简易红砖平房。

1981年，作为双职工，临产前20天，夫妇俩分到了第一套47平方米的单元房，她的先生也终于可以在阳台上“蹭听”到邻居家的电视新闻了。47平方米的屋子，最多的时候，住了14个人。5年后，调成近80平方米的住房。

1996年，在工作将近20年后，终于拥有了第一套私有产权意义上的房子。为了“自己的房子”，她向亲友借钱装修、买房，到了差点“山穷水尽”的地步。2006年，她终于在二环外有了现住的“一户一梯”的公寓，这时，夫妻俩各自的工龄已经30年了。

这些有着详细年份和数据的记录，都是相当珍贵的一手资料。

而在《为人之母》这篇记叙中，“儿子的求学之路”这一节，上小学如何“挂户”不成、1988年小学注册费用高达56.2元（相当于年轻干部一个月的工资）、90年代初流行给孩子测智商，到儿子初中、高中几分之差带来的“寄读生涯”，何英连儿子当年的学习总结、检讨书、作文、考试契约都原原本本留载在文字中，到儿子两次读研、读博放弃企业和公务员的就业机会，这位“50后”妈妈为福州“80后”存下了数万字的成长史。

如果说抗战时期奶奶、妈妈经历的生活还是“旧史”，那么《公公的天堂之路》就是21世纪初的“看病史”，《我的回家之路》是福州到上杭乡村的“现代交通史”，《我的进城之路》是一个农民的“当代进城史”，《艰难的求学之路》有诸多“正史”缺漏的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乡村女性教育记录——在柴米油盐、生老病死与婚丧嫁娶的记录中，何英叙写的，正是80余年的国计民生的“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