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张典婉（台湾作家）

小时候，在苗栗客家庄过年，等待围炉是每个孩子的期待，来自上海、漂洋过海定居客家村的母亲，即使在说一口标准客语、习惯农事多年后，每年围炉前，仍不忘准备她的上海年菜。

早在半个多月前，她会带着我灌香肠、烘腊肉、做风鸡，放课回来，我的工作是将香肠肉馅塞进薄薄肠衣，再拿去屋外晒衣竿上晾干。

冬天果园果树大半枯了，瘦干葡萄藤架间，压枝的梨树也秃着枝叶，冷冷清清，寒风从门外灌入，原本青绿的果园，只剩下屋后的竹围常保青翠。乡下，大家都是很热闹地等着过年，可以吃一餐丰盛年夜饭，妇人们忙着磨“粄”，客家人一定吃“菜头粄”(客语：萝卜糕)、“甜粄”(客语：年糕)，亲友间也习惯互相馈赠自家口味，展现诚意。

没有摩托车、私家车的年代，过年前后，人来人往，总是把小小的客运车挤得溢出来，住在南庄山里的赛夏人、泰雅人，背了竹篓，顶着脸上纹面，高高兴兴在镇上客运站等车，手上拎着新鲜的鱼，或是荷叶包着的一串肥肉，有时候隔壁站着一位狮头山的和尚，头上戴顶绒线帽，大家挤在一起排成一幅画，车一来，大家争先恐后挤上车，车满了，噗！噗！噗！摇摆着二管黑烟，摇摇晃晃载走大家等待过年的心情。

家里人少，只有父亲母亲与我，坚持依客家礼俗过年的父亲，早在围炉前，会请人打甜粄，除夕上午，邻居送来刚蒸好的粄，冒着热气抬进厨房，母亲忙着做拿手的狮子头、素什锦，切上自家腌制的风鸡、香肠，每年围炉，就这样客家、上海式族群融合，有时再来些母亲童年的日式寿喜锅，在昏黄灯下，吃着我们的年夜饭，没有电话、没有电视，母亲大声扭开收音机，让城市的都会节目陪我们过节，窗台上是母亲养的兰花。

有时候，饭没吃完，住附近的亲友、邻居会拎了自家腌制的土鸡腿、二瓶红露酒，用一方大花包布，捆着喜孜孜的年味进门。木门上，父亲每年都写上工整对联；当然磨墨的书童就是我。

进入六十年代后，客家小村从农业社会变成十足的工业小城。乘客运车的人渐渐少了，大家都自己骑车、开车，客运站再也见不到年节时丰沛的人潮。父亲在我二十岁那年过世，成家后，把母亲接到台北过年，几乎快忘了在乡下过年围炉的经验。

母亲过世后，在生命中占满最多回忆的亲人，都逐渐消逝，年节淡出，似乎也离等待、欢乐越来越远，我知道童年等待过年的心情不会再回来了，那个在客家山村围炉的日子，不过是一段童年记忆的停格。如同父亲的年柑，摆在供桌上，鲜橙地印记在脑海里，提醒自己：长大了！不，是长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