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本报记者 张伟 图片由鸿爱会提供

感动理由：有这么一群人，行善助学对他们而言，就是自己的业余生活。下乡走访贫困生，过年慰问贫孤老，一群各自有着本职工作的人，忙得不亦乐乎。这些人有个共同的身份——宁德鸿爱会的会员。这个成立于2005年的民间慈善组织，从助学，到助老，到助残，到环境保护，有着干不完的“闲事”。让人敬佩的是，仅助学款，他们在6年间就募集了800多万元，而每年的接待费用都只有几百元。

“我们几乎不用经费。因为油钱和饭钱，都是大家AA的。”鸿爱会会长杨烽说，他最大的理想，就是等自己老了，所有捐助过的学生可以到自己家来吃饭，估计得开十几桌，喊“叔叔”的，喊“伯伯”的，这辈子值了。

经费开支小算盘拨得精

根据经过审计的鸿爱会历年经费支出情况，从2006年至今，年接待费最高的是2009年，2200元；最少的一年是去年，全年截至11月，360元。这点钱花在哪了呢？杨烽算给记者听，每年给学生发放助学金时，都得把孩子们从宁德各地接到市区，中午吃顿便饭肯定是要的。还有一些受资助的孩子，每年年会的时候也会来，有些申请加入鸿爱会，还嚷着要请“恩人”吃饭。“我们肯定不能让学生掏钱。”杨烽说，按照会里规章，如果两个人的话，就吃面条。三个人就两菜一汤，四五个人的话，就四菜一汤。饭钱也大多由会员掏了腰包，报销的极少。每年高考后，鸿爱会都会派人到申请资助的贫困生和老人家里，实地走访他们的情况，甚至连住房都要拍下来，写成详细的调查报告，提交给资助者。而下乡的油费，通常也是有车的会员承担了。

杨烽承认，这么做需要“底气”。鸿爱会六成以上的会员都是公务员、企业管理人员以及中高级职称获得者，掏点饭钱和油钱，还不太难。鸿爱会还有个规定，所有开会都在中午或者晚上。杨烽有自己的“小算盘”：大伙来开会的时候，都吃过饭了，又省了一笔。

“帮助什么人，帮助到什么程度，我从不给自己设目标，也不能当作任务，那样太累。”一位会员说，她和老公都快退休了，收入尚可，女儿已经有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工资够花就行，剩下的去帮助别人，我也很开心。”她说，每次下乡调查，自己都会去，“就当去郊游和呼吸新鲜空气，待在家里迟早闷出病来。”

不要小看这一个个“小算盘”。鸿爱会去年会员费超过10万元，几乎全部用作慈善，没有用在经费上。因为，该省的都省了。

善款也得“平均分配”

不仅是鸿爱会的成员，受资助的学生用起捐助款也是精打细算。去年刚刚毕业的彭宝平，如今已在上海的一家私企找到工作，每月工资不到3000元，却在领到工资的第一个月，给鸿爱会寄了500元钱，作为自己的“入会费”。在电话中，她不好意思地说：“一点心意吧。再多我也拿不出来了。”

彭宝平是个孤儿，2007年考上了福建农林大学，五千多元的学费把她难倒了。由鸿爱会牵线，宁德一位好心的“陶伯伯”答应每年资助她3000元。不过，刚念了一年，彭宝平就提出，不需要这么多，因为她自己在学校找了份勤工俭学的兼职。“陶伯伯”还是坚持捐给她。结果，彭宝平从资助款里，每年拿出三五百元寄给鸿爱会，“我相信他们，钱肯定能交到最需要的同学手里。”

为了这份信任，鸿爱会有时就得“扮黑脸”。“平心而论，捐助者大都喜欢资助成绩好一点的，那样比较有成就感。”杨烽说，每年都会碰到几个资助者“抢”同一个学生的情况。这个时候就得“算账”了：越好的高校，有着越多的勤工俭学和兼职机会，而且得到社会资助的几率越大。相反，普通高校的学生往往会被忽略。

“有限的善款，我们得帮着平均分配。”杨烽最欣慰的是，受资助的学生都很懂事，常有主动让出资助的情况。“他们打电话来说，杨叔叔，我的学费够了，不要再给钱了。”

“不做慈善苦行僧”

鸿爱会目前会员超过700人，对经济长期较为落后的闽东而言，一个民间慈善机构拥有如此规模，已属不易。靠什么吸引大家？采访中，不少会员都提到了鸿爱会的一条“戒律”：不做慈善公益事业的苦行僧。“戒律”全文是这样的：请在周末、晚上和假期中安排时间从事义工工作。请不要影响本职工作；请不要影响私人生活，请轻松快乐地行善。

55岁的周雀乔大姐当年就是冲着这一点，加入了鸿爱会。周大姐说，自己是个很注重生活品质的人，两口子平时都会去参加广场大家唱，一起逛超市买菜做饭，每年都会出去旅游一次。鸿爱会，让她看到晚年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我们经常聚会，讨论具体的资助细节，讨论完了，就聊聊平时生活，甚至还会聊去哪里逛街。”这种俱乐部式的慈善聚会，让周大姐觉得很“嗨”。限于会规，大伙不能吃“工作餐”，那就每人带一样菜，搞个聚餐，包括下乡调查，也是AA制。玩得开心，同时也把慈善给做了。

杨烽说，行善本是件快乐的事情，“一件事，只有愿意做，做得开心，才能做得长久。勉强是做不来慈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