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燕山夜话》与邓拓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让精神世界丰富起来

张守仁是老《北京晚报》的编辑，当年《燕山夜话》他也曾经参与编辑。之所以说老《北京晚报》，是因为“文革”中这张报纸曾因《燕山夜话》而停刊。

张守仁当年正是冲着这个最有名的栏目才进北晚副刊部的。“我记得《燕山夜话》是1961年开的，那一年我在《陕西日报》实习，在阅览室里看到这组专栏中《生命的三分之一》告诫年轻人珍惜时间，当时激动得不行，就想着一定要进北晚，专栏开了快半年我真的到了北晚副刊，真的当起了《燕山夜话》的编辑了。那时候是和六七位同事一起来负责编辑。”

当时，《燕山夜话》轰动一时，他的科普性、针对性（或者说批判性）很强，张老还记得当时全国很多报纸都相继开设类似的栏目，仿《燕山夜话》，有《大众日报》、《云南日报》和《山东日报》，“我记得福建的报刊也有仿这样的专栏，《燕山夜话》的影响，当时波及到了大江南北。”

当时老舍的评价是“大手笔写小文章，别开生面，不拘一格”；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说《燕山夜话》“既有思想性，又有知识性，学富五车的人才能写得如此精彩”。

一开始张守仁并没有感觉到任何压力，更以此为荣耀，“每周这个栏目发两篇，后来干脆让读者来出题目，那时候来信真的可以用雪片来形容，邓拓算是文史专家，知识丰富，我们当时是下午出报，往往是上午八九点打电话告诉他读者出的题目，两个小时后他就叫他的通讯员把稿子送到报社来，他的书法很好，每篇稿子都像是一幅书法作品。那是北晚最好的品牌。”

开设专栏在张守仁的理解中是用精神上的食粮来补充物质的匮乏：1959年至1961年全国性粮食短缺和饥荒。在最困难的时期，学校也停上体育课、晚自习。“《燕山夜话》无非是在精神生活上让人民稍微丰富一点，看看这些带有知识性、针对性的小品文章。当时知识型的文章很少，对青年学生是思想道德意识的启蒙，对领导干部是提醒他们尊重科学、不要胡搞蛮搞。”

平反之后张老调到了北京出版社，之后办起了纯文学刊物《十月》，他编过《高山下的花环》，但他认为他的编辑生涯最重要的一部作品是《燕山夜话》。在他的自传《永远的十月》第一篇中就是《我所知道的邓拓和〈燕山夜话〉》。在他的印象中邓拓是个儒雅的领导，书法很好、古诗很好。

据介绍，2011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再版了《燕山夜话》，当年的文风与知识结构和如今的读者已有距离，这一次邀请了著名学者苏双碧先生给每一处带有时代背景的掌故做了重新的注释，张老说，“这部杂文涉及了社会问题、人的问题和社会风气”，据说很受读者欢迎。

4.父亲邓拓

鲜为人知的收藏往事

在儿子邓壮的眼中，父亲邓拓除了高颧骨是典型的福州人特征外，就是他浓厚的乡音，再则就是邓拓的骨子里仍有着福州人自古以来的“学而优则仕”的思想，读书做学问总是一丝不苟。

2月26日在福州邓拓故居将有纪念邓拓的系列活动，但其实从今年初邓壮就开始为邓拓百年在奔忙。“邓拓捐赠中国古代绘画珍品特展”1月在中国美术馆展出，这是邓拓捐赠作品的第一次全数展出，其中最珍贵的藏品是苏轼的《潇湘竹石图卷》。苏轼为人所知道的两件画作，一幅流失日本，另一幅就是这件孤本。“父亲收藏不为增值，而是要写一部《中国绘画史》，可惜他最终也没有动笔。”这幅《竹石图》的背后还有一段不为人所知的故事——

其实这批藏品是邓拓1964年捐赠给中国美术家协会的。之所以未成书稿就捐赠书画也是因为这一幅《竹石图》惹的“祸”。“那时候捐赠的过程是极其平淡地完成的，没有过多的报道。造谣者在收藏问题上给父亲编造了莫须有的罪状：和国家争文物。”邓壮说。

邓拓是在1961年收的画，原主人姓白，他曾是北洋军阀吴佩孚的秘书，日本占了东三省后他又投靠汪精卫。当时一个日本人想看白收藏的东西，白也知道明说是看，其实是抢，但已是骑虎难下，只得送一幅留一幅，留下的便是这幅《竹石图》。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估计白老头也扛不住了，所以决定卖了画讨生活。当时他找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当时故宫的专家就开始“放大炮”，说苏轼的东西就两件，一件流失到了日本，一件不知下落，你这件估计是赝品，白老心下不爽，都是他手上出去的，怎么一件真的一件便赝品了呢？一怒之下决定自找买家。

就在这个背景之下，邓拓花了《燕山夜话》的稿费，让荣宝斋收了14件藏品，凑够5000元买下《竹石图》。“父亲当时还找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借来了宋代织品的样片对照（宋代是在绢上作画），还请来专家鉴定。父亲觉得这有可能就是苏轼留下的真迹，起码是有研究价值的。但那时候从故宫博物院流出来的消息是：邓拓在与国家争文物。这个谣言背后的推手正是四人帮的‘幕后顾问’康生。父亲写下诗句：‘君爱文明非爱宝，身为物主不为奴’，把他所有的145套藏品无偿捐给国家。”

邓壮告诉记者，1981年曾经将部分的藏品做了一次展出，但那时也未见轰动，是因为很多珍贵的藏品“打不开”了，之所以“打不开”是因为“文革”时这些东西没能得到保护，一旦打开有可能风化，因此只展出了40%藏品。《竹石图》最后一次权威的鉴定是在1983年，当时文化部组织专家对全国的文物进行鉴定，当时包括启功、谢稚柳、杨仁凯、徐邦达等7位专家对画作的真伪进行了投票，启功弃权，徐邦达（代表北京故宫）认为“可能是南宋”（苏轼为北宋人），其余五位专家认为是真迹。2007年将这批东西做了全面修复，在父亲百年诞辰的2012年终于公之于众，也算完成父亲捐藏品的初衷：让研究者和爱好者能够看到。时隔半个世纪总算完成了父亲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