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江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廿二年。

二○○九年深秋，将老人家的骨灰迎迁到杭。

杭州城南的山壑郁郁苍苍，在布满了阳光的山冈上，

一排排石碑，庄严肃穆，和煦山风中蕴蓄着恒远的宁静。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个千古悲情的画面，悄然闪现目前，如此真切，

牵连起对至亲至爱的难忘衷情。

壹

儿时生长的地方，是福州北郊的一座小山。山如倒斗，坐落在绿野之中，如舟行天涯，载浮载沉，故名“浮仓山”。山脚四周是一个专种蔬菜的生产大队，一年四季，小山的周遭总是葱绿。一条铁路自东向西，从小山的南面划过，远端便是福州西客站。那时的福州，这是唯一的一条与内地的通道。东来的列车到这里，总要汽笛长鸣，引来远山响应。那长长的浓烟，舞着深紫色的形影，搅动漫天霞蔚，在这个农耕的画卷中播散异样的生机。那汽笛声远播，如一个闯入者，勾起童心对世界的遐想；那汽笛声又如一种时辰的提醒，四郊的农民们把它当作晨钟暮鼓般的鸣响；每天夜晚，它都拖着一车车明灿，驶向远方。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喜欢带着我，穿过绿野，翻过铁路，进城认识都市的生活。铁路这边是乡野的宁静，铁路那边去向城市的繁华。带着我穿越这种变迁，并感觉这种变化的是父亲。那时我感觉父亲自行车的后座是我跨行天涯的舟筏，那船长是父亲，他用力踏着脚镫，细心地回答我的提问，指点着我童年世界的浪漫视域。这使得我比一般的人更细腻地认识城市与乡村的不同，更早地品尝这种不同对人心的抚慰。

浮仓山上有一座中学，父亲正是中学里的教师。那时驻校的唯我们一家，我把整座山当作自己的家园。前山葱葱，后山苍苍，福州的四季变迁不大，春秋冬夏均有绵细的雨。山路淋漓，草木葱茂，只那台

阶，沿山形铺筑，最显青山的筋骨和幽密。小时候，挽着父母的手，从石阶上跳上跃下，是最快意的事。那时，山上少水少电，几无路照。夜里随父亲到教室巡视，于林幽处，总会生出一丝惧意，不由得紧紧攥着父亲的手，那手如生命的依靠。父亲从小让我背诵唐诗，临帖写字，继而阅读各种书籍。从《天方夜谭》、《神秘岛》到《红岩》、《青春之歌》，再到《安娜·卡列尼娜》、《红与黑》。童年的阅读就像这石阶，错落地铺陈着，没有一定之规，却让我在不期然中渐渐地走到了高处。父亲的手正是我成长的扶助。父亲是语文老师，但他并不一定教我什么，他只是为我选书。正是这选书，这童年可能阅读的书目本身，这心灵成长的导览，比那些名著内容都更深地塑造了我。多少年过去，每当我看到长长的石阶，我都会想到阅读，想到父亲。从山脚下沿着石阶一步步向上踏行，渐渐看清高处的一切，这成了我心中另一个原初的视域。石阶，阅读，揭蔽，澄明，连缀而成我关于求知与思考的神秘通道。

铁路是少年遥望的远方，石阶镌刻着某种心灵成长的秘密。这远方与秘密直至今天，都横亘在心。中国古人讲“人生世间”，这人生世间的原初图景每个人各不相同。那东来西往、有如时代闯入者一般轰鸣着的火车，那日复一日攀援的、排演人生的石阶构成了我心底永不落幕的视域。在这个视域上，最早牵着我向前远望的正是我的父亲。

貳

父亲的一生，历经坎坷，却始终存着向上向好的心。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父亲在闽北沙县的山乡务农。那山村叫茶峰峡。茶生于山，高峰深峡，这个形象的名称很叫当时我们全家人担心，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山明水秀的村庄。这一段生活是父亲一生中最艰苦的岁月。虽然艰苦，一家人却格外温馨，远离都市与“文革”的喧嚣，领受山岭的孤静温馨的慰藉，

曾经揪紧的心仿佛被打开，舒缓在乡野风景的单纯气息中。

入晚，山乡夜长。父亲在昏暗的灯光下，将多年的照片一遍遍地梳理，工工整整地贴在相册的黑色衬纸上，并精心地配上文字。这些文字清新明快，全无身处逆境的怨情。四十年过去，重读这些文字，已经感受不到山乡岁月的清冷与艰苦。父亲属于曾受旧式、新式教育的一代，当时才刚过不惑之年，种种

世态炎凉却在生活中留下创伤。他在壮年之时被迫放弃所爱所长，深山务农，承受日复一日的辛劳，却总在心灵深处向着生命的阳光，默默领受种种不公遭遇，用山转水流的好，来寄寓过去与今日的生活。所以这些文字都朴实而美好，形成与现实迥然不同的音调。生活的清寒需要温馨的梦，父亲在这些文字里织梦，为自己、为一家构筑关于岁月的诗一般的注释。

叁

一九八二年秋，我毕业分配在福建省文联所属的《福建文学》编辑部工作。和当时许多同学一样，这类工作并不能完全实现做画家、搞创作的理想。我将美编工作浓缩在每月里的几天完成，大部分时间躲在家中作画。那时父亲并未退休，每天骑车到十几里外的学校上课，下课后又匆匆赶回家为我烧午饭。蛋炒饭，青菜汤，蕴满了父辈的期冀。

两年后，我调回浙美工作。其时父亲的心脏已十分不好，但他还是坚定地把我们送去杭州。一九八八年春节后的第三天，我就赴西德汉堡美院交流学习。行前匆忙，未及回榕辞行。一晃在德十八个月，每个月都收到一封家书。家书的笔迹时有潦草，颤抖的手痕清晰可辨。但所写都告我家中安好，并总有众多有关健康的提醒，那时国际邮期约需半月，几乎接信即回，这种悠长时空的应答，不仅是一种安好的慰藉，而且代表着一份家园的情感，见证游子精神与心绪的变迁。这为孤单的留学岁月刻上某种心灵的尺度。有时信未按期而至，等待变作焦急，那送达的家书

的分量就变得厚重。一九八九年九月，我从德国回来后方知，几乎与我出国同期，父亲被确诊患了癌症，术后消瘦了许多。那些信都是在化疗的极度痛苦之中顽强写成，有时实在苦痛，信期只好推迟。把苦难锁藏起来，研成爱和关怀。这份无私与大爱，时至今日都感动我心。

留学十八个月中，我们没能通过一次电话。那时家庭电话不多见。据父亲来信说，有一次，老人家下了决心，把银行存款取出，交五百元押金给我打电话。不巧我出门旅行，老两口抱着邮电大楼的话筒，听了半个小时的接通却无人回应的铃声。我几乎在任何时候，都能感受到他们放下话筒时那深深的失望，感受到他们相互搀扶着走出邮电大楼时那凄惘而疲惫的身影。德国回来后，看到父亲那全白的头发，那因长期服用激素而浮肿的面庞，那由于疾病而萎缩的身形，我深知这种病中的隐忍和苦候，对于父亲可能如若病症本身一样沉重。但他只轻轻一笑，仿佛完成了某种坚守一般，脸上浮掠过宽慰和会心。一九九○年春节，父亲是在病痛中度过的。那年的春晚

在我们家没有带来笑声，父亲大年初一就进了医院。父亲坚持要住疗养院，他要证明自己的病并不严重，只需调养。年初八，我们去疗养院向他辞别，他强颜欢笑，让我们放心。为了证明自己正在好转，他迫不及待地向食堂走去。他回转来挥手的身影竟成永诀。

我常觉自己的绘画如此沉重，因为这绘画的时光是从亲人的身边偷出来的，是从中国人视为天经地义的日常亲情里偷出来的。所以我画葵，画秋葵，画秋葵那孕育葵籽的苍然和深情。当我吟诵“黄花冷淡无人看，独自倾心向太阳”的时候，我想到父亲的人生；当我描绘着秋葵互相搀扶、纠结在一起的时候，我想到父亲的关怀；当我锻造着《汉葵》一大一小两个果盘以及不屈地绽开的葵籽的时候，我感到父亲的人格力量。慈爱绝不仅是一个道德形态，而且是一种生命的无私传递，是一种总能让所爱者不断走出人生困境而获得广大的生命视域的至爱至诚之境。父爱无边，虽然我已为人父，虽然我也在渐渐老去，但这种追怀却历久而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