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末由本报与中篇小说选刊杂志社共同主办的中国文学高峰论坛将在福州举办（本报3月30日N6~N7版详细报道），文学大腕们将为福建省本土文学支招，原本出席此次论坛的鲁迅文学奖与茅盾文学奖的双料获得者刘醒龙意外受伤未能出席，但就在他受伤前还是应邀“微访谈”与读者互动，他会怎样回答海都读者的问题？答案是：短信。

4月3日，忙到当夜10点的刘醒龙，给本报记者发来短信回复：“开始吧。”于是，读者的7个问题和刘醒龙的7条回复，在旅途中一个多小时里折腾到晚上11点半，这位名作家并无半点怨言。

读者的问题很长，作家的回答很短。不过，文字虽少，却诗意而隽永——

把文化还给人民，把诗意还给文化

问：从少年时代起，你一直对这个世界说“不”：读高中时，就不按语文老师要求把记叙文写成“小说”；1981年本来已经可以发表作品，因为驳斥编辑的修改意见被毙了稿；调动，又因为人事倾轧主动离开“好单位”；《分享艰难》和《大树还小》这些作品引起争议，你说“我是不赞同这些批评的”；在商业大潮面前你声明你不接编剧的来钱活儿，宁可花费6年时间写一部百万字的《圣天门口》——一向有底线和原则的你，现在，与世界握手言欢了吗？还要对世界说“不”吗？

刘醒龙：做人与做事，都有底线。这是社会生活的原则，这是一条底线，过去我说“不”的那些传说，不全是真实的。最近我在一个会议上说，“把文化还给人民，把诗意还给文化”，往后，该表示不认同时，依然还会如此。

问：你认为世人对你最大的误解是什么？对当今作家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刘醒龙：正误都是相对的。写作者最应在乎的是自己写了些什么。没有人能比写作者更能了解自己。误读也是一种解读。

问：从《凤凰琴》到《天行者》，您写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办教师，这两部作品对民办教师这个社会弱势群体是一个很大的承担。著名历史学者余英时先生提出“文化承担力”的概念，您认为以往写下那2000万字的“承担力”足够了吗？你的新书以及将来的写作，还将“承担”什么？

刘醒龙：天赋是有限的。在有限的天赋之上，还有无限的天职。

想看看惠安女、提线木偶

问：谈谈死亡与写作吧。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他逃避了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的终极问题，但你是从1997年一次航空事故中死里逃生的，你有资格谈论这个问题。能说说你穿越死亡线的故事吗？死亡，给你的写作带来什么？对于你后来的人生选择有影响吗？

刘醒龙：在当时，我唯一想到的是“活着真好”！人真是一种易碎品，要一百倍地呵护自己。

（刘醒龙没有说出来的，是他从事故飞机中爬出来时，一眼看到并爱上了现在的妻子。）

问：谈谈童年与写作吧：一个成年人通常有机会经历两次童年，第一次是自己的童年，第二次是目睹孩子的童年。这两次童年，对您写作的影响有什么不同？

刘醒龙：写作者的情怀永远处在童真状态。这是关于“美”的关键的保证。

问：人们说，你是一个只写故乡的人。那么，写完故乡，你会写一写他乡吗？如果请您来写福建，您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题材？

刘醒龙：写他乡，一般来说，也是因为对故乡的感怀。比如，可能会在宽阔的海峡面前，想到故乡日益萎缩的河流。写作的原因，总是出于心情的异动。且把他乡作故乡，也有写出好作品的可能。

问：对于你即将前来的福建，你即将见到的福建人，有哪些是你想要探看的地方和历史？有哪些人是你想要看见和再见的？为什么？

刘醒龙：到过福建多次，如今最想去金门岛看看。道理不用说，想来大家的心情差不多。还想看看惠安女子和泉州的提线木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