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廖水南

近日，新华社曝光黑龙江双鸭山市完达山公司一直以低价收购鲜奶，导致很多奶户入不敷出，被迫杀牛或卖牛，当地奶牛养殖业陷入困境。养牛户表示，一斤鲜奶才1.4元，还不如市场上一瓶500毫升矿泉水值钱。对此，完达山方面没有否认，但坚称是“按质论价”的结果。（4月8日《中国青年报》）

双鸭山奶农的困境，其实并不少见。前不久黑龙江五常市稻农也有相似遭遇，大米价格节节攀升，但稻农卖给加工企业的水稻每斤不到2元，辛苦一年，收入还不如开米店的小商贩。

无论是“奶比水贱”还是“米贵伤农”，或更早前的“菜贱伤农”，都折射出中国农民的整体困境：其一，没能掌控产生巨额利润的加工和销售环节；其二，在定价权上缺少话语权和博弈能力，由此导致一家或几家大企业垄断一个地区农产品原料的现象层出不穷。受这些因素的限制，农民仅靠从事基础农业是很难真正富起来的。

这固然与农民处在农业产业链下端有关，但农民与加工企业获利悬殊，更多还应归咎于政府部门监管与调控的失职。可资佐证的是，五常市某官员称，稻农的水稻应该卖到5元一斤才合理，遗憾的是，没有哪个部门或官员愿意为稻农争取他们应得的利益。

脆弱的农业和农民权益，需要政策倾斜和政府部门的保护，这是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然而，我国不少地方出于财政收入或政绩考虑，往往无视乃至牺牲农民利益，一屁股坐在收购企业那一边——几乎所有的“垄断企业”都是通过招商投资进驻当地的。地方政府与大企业形成利益共同体，农民也就失去了最有力的“保护伞”。这是“奶比水贱”、“米贵伤农”这类中国式困境的症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