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邓子庆

河南漯河市政府10日上午称，该市房管局召陵分局副局长牛豪“持枪打记者”案中的枪支是玩具枪。消息传出，舆论哗然。10日夜间，漯河市政府又发布消息称，警方查明牛豪所用枪系金属手枪。这完全否定了此前行凶枪支为玩具枪的说法。（见本报今日A33版）

面对同样的事件、同样的“枪”，当地在不到一天时间里匆促改口，如此自相矛盾，怎能不让舆论更加揣测纷纷？事件尚未全部调查清楚，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却重重挨了一枪。

对这种自毁公信的表现，漯河方面的说辞是：在牛豪家中提取的塑料玩具枪系其为逃避法律责任而为，用它顶替作案用枪。根据这个解释，不妨简单勾勒一下牛豪持枪打记者的过程：他先是持枪打人，然后跑回家，将金属枪藏匿起来，拿出玩具枪顶替作案工具。这样的解释合乎飞扬跋扈的牛豪的行事逻辑么？

退一步说，就算出现玩具枪和金属枪的偏差主要在于牛豪的狡猾，可当地警方就不应该为自己的失误担责么？作案工具对案件定性起着非同一般的作用，警方岂能轻易相信牛豪一面之词，便将玩具枪当作案工具呢？

要知道，当“副局长”、“官二代”、“持枪”、“打记者”等多种元素交织在一起，引发全国舆论关注时，警方理当对自己的一言一行保持高度审慎。在极短时间内发布自打耳光的说辞，公众势必要问：“金属枪”的出现是不是因为舆论压力太大，才不得不道出实情？而之前炮制“玩具枪”之说，真正用意是想为嫌犯开脱罪责？

全国瞩目之下，漯河方面只有严格依法办事，客观公正地调查，揭示“房管副局长持枪打记者”的全部真相。唯有这样，才能消除事件给当地政府公信力带来的负面影响，不能像当年的“周老虎”事件一样，副作用不断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