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薛世君

卫生部昨日召开例行发布会，回应陕西横山县医生“下跪门”、“警务室派驻医院”等热点话题。对医生下跪一事，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表示“不赞成”。他称，行政、司法手段及第三方调处的方式都能有效解决医疗纠纷，最不可取的就是“私了”。（5月9日《京华时报》）

前不久，陕西横山县百信医院因为一患者死亡，被迫与死者家属签订“停业整顿3个月”的协议，并在灵堂前集体下跪，舆论大哗。基于此，邓海华明确表态“最不可取的就是私了”。

那么，“最可取”的是什么呢？邓海华说得很详细：“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三位一体大调解机制”和“参加医疗责任保险，建立完善的医疗风险分担机制”。这些都算得上是制度创新，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化解医患纠纷，不能老在善后方面下工夫，还得防患于未然，从源头上入手。

探讨“医闹”的根源，一方面是由于正常维权渠道不畅通，一些患者家庭采取“闹”的极端方式要说法。另一方面，也不必讳言，则是当前“以药养医”的体制使医生的职能错位，以致将他们推向风口浪尖，成了医患矛盾的替罪羊。

本来，医生的精湛医术和丰富经验，才是其安身立命所在，而如今，很多医生却是靠开药获取收入，医院不是靠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而是靠高价药、过度检查等盈利。如此，医生如何获得患者信任？如何不陷入利益纠葛乃至身置险境？

卫生部、公安部最近出台严打医闹规定。这有其必要性，短期内也会有震慑效果，但长远看，恐不是治本之策。解决医疗纠纷，还得从医疗体制上下工夫，如果确如邓海华所说，“最不可取的就是私了”，那么，“最可取”的就应该“公了”——纠正走偏的医疗体制，让医院和医生回归本位，患者可以信任的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