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本报记者 宋晖

本报讯 以《知音》杂志为主导的湖北知音传媒集团正在进军股市，有望成为“中国期刊第一股”，但“期刊第一股”的新闻却被《北京日报》等媒体对《知音》“长期传播欲望故事并侵犯名人隐私、格调低下、缺乏社会担当”等质疑之声所盖住。这本发行量在500万~600万册的杂志在进军股市之前经历着一番“道德质疑”。

《知音》上市与道德有关吗？《知音》的风格真的“俗不可耐”吗？《知音》对当下的读者又有何意义？本报记者采访了《知音》总编辑、《知音》作者以及对“知音体”颇有研究的学者，听他们谈一本杂志的“道德判断”。

一本杂志的作者判断

高稿费、俗标题、上不了道德层面

记者采访了几位《知音》杂志的作者，他们对这本杂志的“好评”来源于高稿费、尊重与对市场的了解；“不舒服”来源于将他们的标题改得“俗气”；而对道德的评价，并不是如网络上的那样气势汹汹，而显得理智——够不上道德层面。

但他们一致的态度是：不愿意对他们过往在《知音》上发表作品提得更多，因为他们对这本杂志的读者群的判断是一致的：低层次读者。

《知音》卖的是情感、故事

大约在15年前，福州的专栏作家罗西开始为《知音》撰稿，罗西说：“很多人瞧不起情感作家。”罗西所说的“很多人”指的主要是体制内、传统作家和媒体。“我觉得他们有他们可贵的地方，那就是不自命清高，是先吸引读者，再提升东西”。

“早年是爱情故事，前两年，他们主动改编我博客里写亲情的真事，我母亲癌症晚期，我的陪伴经历，很琐碎，但是他们喜欢得要命。”《知音》给他的印象不仅是尊重，还有就是“他们的编辑很敬业，穷追烂打。”但对《知音》的评价他仍然保持相对客观：“早年，他们太强调故事、猎奇，所以有‘不惜改编’的传闻。而这两年，他们也在适当转向真事、朴实的人间真情。我重新看他们整合我博客里写母亲生命最后日子的亲情故事，似乎落地到真善美的故事里去，我觉得这是对的。”

不能否认，《知音》的标题曾让罗西感到不那么舒服：“他们改我的标题，我当然有意见，他们的套路就那几个——‘妹子啊你不要……’，煽情、土、俗，但他们的路线就是那样，不是以作者喜好而改变，而是走市场，他们编辑的大致回复的意思是‘又不是办给你们精英看’，而我的菜，与他们刊物的定位，是绝对不符的。因为他们觉得我可以写出故事，其实我的弱项就是故事。而那种‘大’纪实，我基本没写。”这之后除了《知音》的编辑主动改编他博客上的文章外也就没太多联系了。

对于《知音》的文章风格，作为媒体人的罗西倒是认同的，“故事卖钱，也无可厚非。中国不能激动，只好卖感动。《知音》懂得，所以做到了，做大了，他们抓住读者塔的底座。”

对于《知音》要上市，罗西认为，那是“情感上市”，“如同那个世纪佳缘上市一样，他们卖的都是情感、故事。”

关于《知音》的讨论，上不了道德层面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作者告诉记者，《知音》给的稿费确实高。他给《知音》写那种“大纪实”作品的，而且只给《知音》一家写，一篇大约几万字，一个月就写这样一篇，就能赚几万元，一大家子都足够养活了。

差不多20年前，著名情感作家叶倾城的情感文章也曾被《知音》选用。而关于道德的判断，叶倾城有些疑惑，“它有登黄赌毒吗？”那么揭人隐私呢？“所有报纸的娱乐版，不都在挖人隐私呀。那报纸新闻呢？写出人真实姓名或单位的，肯定是有的。显然这是不对的，但除非到了刘嘉玲裸照的程度，否则还到不了道德的高度。”

对于杂志的雅俗之争，叶倾城的反应直接：“挺好一杂志呀。适应文化程度不高的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呀。顶多只能推出：我国读者的阅读水平低。但是低收入低学历人群，也有阅读的权利。为他们办杂志，其实也是很有必要的不是。”

评论家的判断

上市归上市，文化批评归文化批评

早在2007年，网上涌现“知音体”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柠就撰写了一篇《知音体与低端文化商品的生产和消费》的评论文章，表明“对具有如此巨大影响力的杂志缺乏有效的批评，是批评界的失误。直到年轻的网民们用他们奇特的方式发言，才重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据张柠分析认为，《知音》“以中小城镇中年妇女为主的读者群”：“时而如泣如诉，时而循循善诱，有控诉、有劝说……‘拍案惊奇’的开头，最终都有光明的尾巴。生活平淡无奇、毫无起落的中小城镇的女性，靠阅读别人的悲欢离合故事度日。”

昨日，张柠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虽然他一贯对大众阅读的价值评判相对宽容，但对于“知音体”，他持鲜明的批评态度，“我不喜欢。文风、文体是涉及个人的审美情趣，它都没有达到我的标准。”

但张柠对《知音》却真做过一番研究，他总结了“知音体”的特点是将新闻性和故事性结合在一起，成功地打了一个新闻和文学的擦边球，导致读者将虚构故事当真实，真实故事当虚构。

“如果它属于新闻，那么报道不客观，就是丧失了新闻的职业道德；如果是文学，粗制滥造、抄袭就是没道德。但它本身定义就是模糊的。我的文化批评，不涉及对其是否应该上市的判断。”张柠说。显然，“上市归上市，文化批评归文化批评。而资本运作与道德评价本身就没有必然关系，马克思甚至说资本市场上都是非道德的，当然这句话不能放在今天。”

《知音》总编的品位说

上市也不会改变风格

《知音》杂志总编胡勋璧刚刚飞了趟北京。这次北京之行，是去中国证监会的见面会。这是湖北知音传媒集团上市审批中的必要的环节。“见面会是为了相互了解，宣布上市要注意的、要求啊、规范啊，一切都需符合程序；阐述发行人发行想法、介绍公司目前的状况等等。和其他的公司上市走的程序没有什么不同。”

北京之行胡勋璧还到人民网做了一次访谈。这是自5月4日起，媒体开始质疑《知音》道德缺失后，《知音》总编辑第一次公开回应，不知这算不算是一次“危机公关”。本报记者专访胡勋璧是在他刚返武汉的车上通过电话完成的。这算是胡勋璧的第二个专访，“我不想对质疑反驳，只想说明《知音》的风格、采编与定位，读者会有自己的判断。”

这次人民网之行胡勋璧得到了一个数据，让他欢欣鼓舞，这个数据来自人民网舆情分析师：正面舆论占上风，负面意见和正面意见的比例大概是3：7（不知这个数据从何而来）。胡勋璧也得出了他的结论，“大多数看过《知音》的读者还是对《知音》有感情。”

胡勋璧给《知音》风格上的定位是“办一个有灵魂的刊物”。选稿和编辑的方针用两句话概括：“发生在老百姓中的新颖、真实、动人的故事；能够得出平凡生活中的人生哲理和人生真谛的题材。”这当然包括了明星名人经历改编的励志故事。胡勋璧几次强调，《知音》表现的是“人情美、人性美”。

关于《知音》与毕淑敏的官司，胡勋璧认为是“偶然的技术失误”：一家媒体，难免出现官司，前几年官司多一点，但毕竟越来越少，就毕淑敏而言，当时一个编辑约了一个作者从毕的两本书上择编了她怎么教育、帮助她儿子的故事，因为是从她书上来的，编辑觉得必须署毕淑敏的名字，辗转要到了她的一个邮箱，发了邮件，但到了截稿期也没见回复，于是就仓促发表了，当然我们不否认是我们工作方式的问题。但并不是像毕所指控存在道德底线的问题。最后法院是以署名权侵权判败《知音》，而不涉及到隐私权的侵犯。

而对于评论家张柠以及众多作者关于《知音》品位低下，属于草根读物的说法，胡勋璧也不认同：我们的发行量有500万册，读者群比较广泛的，我想人情、人性、励志的东西是与文化程度的高低无关，谁说博士不需要人情人性的东西？但精英毕竟是少数，草根当然是大多数，这个比例和人群的比例是相符合的。那么《知音》究竟是新闻刊物还是“卖故事”的？胡勋璧的回应是：“更科学一些的定义，《知音》应属纪实类刊物，完全是生活纪实，讲的是真实的故事，这些故事有人看，也应该是新闻，这两种概念是不矛盾的，新闻里有故事，故事可读、动人应该就是新闻。”

谈到目前的舆论对上市的影响，胡勋璧很乐观，“一个公司能不能上市，取决于公司的实力、在经营上的规范、独立、成长性，还取决于国家的相关政策，而舆情中反对的声音也很正常。”上市之后《知音》是否有改变风格的可能，胡勋璧的回答很果断：“不会。”股东和董事会是对重大决策、人士任免进行决断，而具体经营由经理班子负责，班子没变，不用担心风格的变化。

□他评

从“知音上市”到“方韩论战”

N曾念长

把《知音》与韩寒放在一块说事，似乎八杠子打不着，而且二者形象相去甚远，将其并置，连我都于心不忍。不过，细想一下前段时间的“方韩论战”和这段时间的“知音上市”，确有相似之处可说一二。

其一，二者都是当下中国文化流通市场上的一个重要符号。他们都是符号资本的承载体，背后都闪动着资本家的身影。当然，符号资本是有各自品味的，他们代表了不同的趣味取向，引领着不同的消费群体。这种现象，社会学家称之为品味区隔，而到了营销专家那里，叫市场细分。

第二，二者都遭到了当下某些所谓的精英分子的谴责。当然，精英分子未必是真精英，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只是社会分层的“少数派”，认为自己在道德、审美、知识上具有天然的优越性。但不管如何，在这个时代，精英也是某种符号资本的承载体。他们不走大众市场，而是走小众市场，就像那些屈指可数的名贵汽车一样。

从“方韩论战”到“知音上市”，这里面爆发出来的话语泡沫，说白了就是资本时代的符号战争。很难说，谁掌握了真理。精英符号对大众符号的道德状况充满了忧虑，但很难证明谁比谁更堕落。一本东拼西凑的学术杂志，和一本胡编乱造的《知音》杂志，谁更深刻地影响了这个时代的道德气候？显然，无法三言两语说清，正如我们无法简单判断一位学者与一位农民的灵魂孰优孰劣一样。

但可以肯定的是，市场意义上的不同符号是相互排斥的。在这个商业统治的时代，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可言，货币是唯一能把分道扬镳的人们重新纳入一个统一世界的有效媒介。

□链接

《知音》的官司作家毕淑敏与《知音》的官司近日重又炒起，“2009年4月我看到了《知音》刊载了一篇署名‘毕淑敏’的《毕淑敏母子环游世界114天：眺望更高远的人生》的文章，写了儿子是独生子女综合征患者，甚至将儿子的单位公之于众。毕称，之前曾有人想采访她，但她没同意，但不久关于母子俩的事竟被添油加醋地编造成了铅字。2009年10月，毕以侵犯名誉权、姓名权以及肖像权为由，将《知音》告上法院。此事不久，《知音》又登了有关作家史铁生、周国平的两篇文章，遭周史二人抗议，称“行文粗陋，叙述混淆，多有作者的臆想臆造、与事实不符”，后中国作协发布维权通告要求《知音》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