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晏扬

教育部公示的数据显示，2012年，北大、清华、上海交大等高校拟录取的保送生占本科招生计划的10%以上，中国科技大学更是超过20%。与此同时，各地的保送生名额被“超级中学”垄断，比如今年河南共有60名学生拟被保送到北大、清华，郑州外国语学校就占了35个名额。有学者研究称，城市子女获得保送的机会是农村子女的17.2倍。（5月28日《中国青年报》）

17.2倍！冰冷的数字诉说着高考保送制度的尴尬和离奇。1958年我国便有了这一制度，1988年它重新被引入高考，至2000年全国保送生达2.5万人。这一制度初衷虽好，但实施中出现了不少弊端乃至黑幕。

比如1996年，湖北某市教委主任利用职权将儿子评为省级优秀学生干部，使其保送到名牌大学；2000年，湖南隆回一中14名保送生有13名弄虚作假……高考保送制度在一些地方俨然成了权势者的腐败通道。

如今，保送生名额被“超级中学”垄断，这意味着农村考生几乎与保送无缘。这种从小学开始就一直存在的教育不公，使城乡鸿沟越拉越大，农民子弟上升通道淤塞——“读书无用论”在农村重新抬头。

即使就保送制度本身而言，其正当性也可疑。既然某个考生优秀，为何不通过高考考上名牌大学？通过高考定胜负，可以保证起码的公平。更何况，我们已有高考加分制度和高校自主招生制度，保送制度的存在理由是什么？

早在2009年，中国青年报调查显示，90.5%的人认为该制度易滋生腐败，84.8%的人赞成取消。问题是明摆着的，公众的态度也是明确的——在讲求公平的年代，直接将某些考生保送至名牌大学，这样的特权太大、太扎眼，它是高考公平不能承受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