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本报记者 宋晖 文/图

本报讯 5月27日至30日，由福建省文联、中国作家协会港澳台办公室主办，海峡文学艺术发展研究中心、福建省作家协会、台港文学选刊杂志社、福建省文学艺术对外交流中心承办的海峡两岸作家论坛在福州举办。

此次论坛可谓大腕云集，而关于“时代”的话题成为论坛上的焦点。就在不久前韩寒博文《太平洋的风》引起关注，在韩看来“中华文化反而在台湾感受到特别强烈”，而韩寒博文也在大会上一再被提到。

记者专访了台湾和大陆的两位作家亮轩和项小米，一位是大科学家马廷英的儿子，一位是项南的女儿，他们或多或少与福建有过关联。他们不但讲他们的时代故事，也谈到大陆与台湾的文化与文明……

台湾作家亮轩原名马国光。关于“国光”的由来，亮轩说，他大约是1942年生，在抗战的“大后方”重庆。大约是在“双十节”的那段日子。那个日子父母的婚姻已经名存实亡，父亲不在身边，应该就是在福建做地质考察。那时候满城都挂着“青天白日满地红”，取名“国光”，也是盼着抗日能早日胜利。

亮轩：这一本为两岸而写下一本为台湾而写

父亲是对福建有过贡献的

父亲马廷英是中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对于父亲，亮轩说：“他是个纯粹的学者，失败的父亲，我想他也不是一个好的丈夫，当然他也不是一个坏的丈夫，不是花天酒地，他就是要回家要有饭吃，每天要有干净的衣服穿，有张床可以睡觉，不必为生活上的琐事去伤脑筋的人，然而这种愿望偏偏得不到，我的母亲是个很时髦的女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和张兆和（沈从文的妻子）是同学，哪能侍候人啊。父亲一生辛苦，但他也没受到影响，仍然完成了他充满智慧、甚至可以说开天辟地的学术的创立，很了不起。”

如今的亮轩对父亲已少了许多怨恨，但当年曾因父亲的粗暴导致父子决裂。亮轩近日在大陆出版了《飘零一家》（在台湾的书名为《坏孩子》），原本他是想写一本关于父亲的传记，“但我发现我写不下来，因为我不是那方面的专家，于是写着写着就写成了《飘零一家》。十五六万字，我要说的就是和他说一声‘对不起’，我也推想，假定有一天能见到，他大概也会和我说一声‘对不起’。”

亮轩说，父亲是对福建有贡献的。“当年陈仪曾做福建省主席，他和父亲是留日同学，他当福建主席时福建很穷，年年亏损，有人说你的老同学有办法，他就把我父亲请到福建来，交给了民政厅长严家淦。怎么让福建有钱？父亲说派一两个人跟着我，沿着海岸线徒步走了一趟吧。父亲画了一大本地图，在上面画了很多圈，这些圈干什么？是可以做晒盐场，严家淦听了他的，在这些地方晒盐，刚好那时西南缺盐，于是福建因为有了盐就有了钱。陈仪把他当宝，之后到台湾做省主席，请父亲去接收台湾大学。台湾大学校庆是11月15日，那一天日本人把台湾大学交给罗宗洛、马廷英。”

我写的也是历史

这本书亮轩大约是受到齐邦媛的《巨流河》、龙应台《大江大海1949》的启发，亮轩叫齐邦媛作“齐姐姐”，“齐姐姐是优秀学者，有极好的文笔，经历过大半世纪中国历史的沧桑，她写的不是微型的小历史，而是牵涉到整个民族的动荡，表现特有的气派。书里面太多的事和人是我也同时经历过的，我也能写一本。我的经历除了在大陆短短几年，在台湾我一直过到现在，在台北的那条路上，我也见到了历史的变迁，这段变迁也超过了一甲子。在一甲子里许多悲欢离合，许多价值观念的改变，早年有些欢乐后来不见了，现在快乐又是过去没有的，时代改变太快了，这些亲身经历的东西写下来许多人读起来比传说还迷人，我写的也是历史，历史不一定要多么雄迈，更需要带着温度、有血有肉的情感。”

亮轩的新书《青田街七巷六号》已经完成，“如果上一本书是为两岸所写，写两岸的悲欢；那么这一本是为台湾而写，写那块地方有欢乐哀愁，变迁非常巨大。”

亮轩至今还保持着一个习惯：每周四为父亲居住过的老房子（如今已是台北市古迹）做导览义工，“那是非常愉快的过程，我有说不完的故事，没有两回是说一样的”，讲这个屋子的历史，讲他的建筑艺术庭院艺术，讲这条青田街上的家族变迁……“这条青田街是整个台湾最宝贵的智库，几乎最杰出的教授都住在那一带。”在那里曾经住着于右任（“监察院院长”）、贾景德（“考试院院长”），两个“省主席”陈大庆、黄杰，甲骨文大师董作宾，许寿裳，曾国藩第四代孙曾约农（东海大学的创办人），当然也有写《还珠格格》的琼瑶。

年轻人没必要那么夸张

对于韩寒博客上所说“中华文化反而在台湾感受到特别强烈”，亮轩认为，文化是一种生活信仰和生活方式，台湾的文化传统是与中国主流文化疏离的。在1949年之后，从大陆飘零到台湾的精英分子丰富了台湾文化。韩寒感觉惊艳，但我相信大陆的文化根苗非常深厚，一阵春雨就可以万苗齐发，而且更加丰富。亮轩说，文明和文化并不能等同，“台湾当然也有过随地吐痰、乱丢垃圾的日子，但这不是文化的问题，是文明的问题，文明是需要好的物质条件，要有普及的教育，但文化上是一样的，没有太大差别。大陆的年轻人不必太自卑，不要总是看得过于极端。”

项小米：我们没有沾父亲一点光

作家项小米的名字对于普通读者而言是陌生的，但提起她的父亲项南，福建人应该不会忘记这位曾经主政福建的领导人。“改革闯将”、“充满锐气的书记”、“实实在在地为福建人谋利”……项南就这样被福建人记住了。女儿项小米和其他儿女都已很少再回到福建，“30岁以前我没来过福建，上一次回到连城老家还是在父亲诞辰90周年那年。”

最艰险的年代里依然有纯粹的爱和美

项小米说：“我们这一代儿女和福建已没有太多的联系，只是我父亲和爷爷是福建人，儿女们有在安徽、在上海出生的，都是在‘南下’那阵子的事。我是出生在上海，之后就一直在北京，习惯了那里的干燥，到了这里反而有点不适应。”

项小米的青春年代大约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度过的。那个年代对于项小米来说是“长身体的时候碰到三年自然灾害，该学习的时候碰上文革，该工作的时候碰上上山下乡，该结婚的时候碰上晚婚，该生育的时候碰上只生一个孩子好……一个看起来有着最坚强的信仰、最宏大的理想、最热烈的追求，而实际上却是在毁灭信仰、扼杀思想的时代”，但即使在这样的时代，在项小米看来，“美依然是不可抗拒的，希望依然是无法磨灭的，荒凉的心田依然生长着爱的种子，那种爱和美是那么单纯，依然是今天的人们所无法想象和理解的”。

项小米刚刚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写的就是她所经历的那个时代，书名暂定为《洪水时代的爱情》。她说少年时代是在60年代度过的，那个时代没书读，是个连巴尔扎克、果戈理、普希金都不能读的时代，是个连《红楼梦》都是禁书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人分化巨大，大多数人在对理想的追求、空洞的理论和在战天斗地的激情和百无聊赖的消耗中耗尽自己的青春，但也有不甘沉沦的与命运抗争的人，靠着惊人的毅力和或多或少的天分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大约就是她所想表达的：我们无法改变时代，但爱和美依然在生长。既是对时代的拷问也是对时代的诠释。

项南的孩子没有沾他的一点光

要用简单的语言概括父亲项南给儿女们留下的印象，对项小米来说是件一言难尽的事，“他很少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家的教育是比较宽松的，孩子愿意学习，就多学，不愿意学他也不会管，他太忙了，但老是会讲，‘你们要好好学’，但真正孩子们学得怎么样，他也没时间管。他后来给我的印象，更多的在于他的人格魅力，是作为一个高级干部的所作所为、一言一行、对自己的要求……那些东西，并不是他要求我们怎么做，给了我们什么。”

项小米成为文学编辑和作家没有沾父亲的一点光，“实际上，儿女们所做的都和他没什么关系，他没时间管我们，我们的整个成长时期都赶上‘文革’。大多数孩子都没怎么念书，后来也是各自闯荡，有去了国外打工后来就这么留在异乡，我们家孩子去国外还真的不是靠他，他一分钱不给。而在国内的，也都做着极普通的工作，可以说是最底层的工作，收入很低，个别收入高一些，也全靠自己。”说这话的时候，项小米没有一点抱怨，在她看来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我们需要担忧的是道德

对于韩寒的《太平洋的风》中的感触，项小米并不认同，“文化的断层我们并没有这方面的担忧，但道德的退化却是实实在在的。”对道德诚信的拷问，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在项小米看来，是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100多年积贫积弱，外族外国的入侵，对民族自尊心不断的打击蹂躏，确实改变了国民的心理，到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一场浩劫，道德伦理的沦丧到了最低点。人们的信仰崩溃了，追求的尽是虚无的东西，甚至公然欺骗你，它告诉你的常常是假的，说真话就吃亏，谁不会说假话呢？这些东西渗透到人们的思想行为和习惯，见耻不耻。这才是最值得担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