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本报记者 黄凌燕 马俊杰 文/图

本报讯 从文化国宝《四库全书》中走出，将莆田文献集结成册，莆田市市长梁建勇赞其为莆田文化的扛鼎之作，它就是首部莆田版的《四库全书》。莆田素有“文献名邦”之誉，自古科甲鼎盛，历代著述卷帙浩繁，成为重要的文化遗产。《四库全书·莆田文献集成》的出版，成为莆田文化建设的盛事，也成为古代文化贴近市民的新起点。

历史的辉煌

莆田卷帙浩繁成为珍贵财富

莆田市图书馆馆长陈豪说，莆田自唐以来，一向以人文荟萃闻名，科甲鼎盛于世。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莆田人素以“家贫子读书”为荣，历代科举都有考中状元、进士、举人和秀才的莆田人，为官作宰或学有成就者不计其数，其中有许多人以著书、刻书、藏书扬名后世，为后人留下丰富的文化典籍，这些成为祖国重要的文化遗产。

自唐至清，莆田人的著作，总数约两千多部，有数万卷之多，其中不乏举世瞩目的著作。

陈豪向记者介绍，唐代有徐寅的《钓矶集》、《徐正字诗赋》，黄滔的《黄御史集》。这两个莆田人的著作也是全省现存最早的文献专集。宋代有蔡襄的《荔枝谱》、《忠惠集》、《茶录》，刘克庄的《后村集》、《后村诗话前集》、《后集》、《续集》、《新集》等。明代有陈琳的《图书纪愚》、马明衡的《尚书疑义》等。清代有陈池养的《莆阳水利志》、彭鹏撰的《古愚心言》等。

记者了解到，市图书馆特藏资料室共收藏古代文献1477种共11636册，其中被收入《中国古籍善本总目》的有48种738册，莆田人的著作有160余种1500多册。这些古籍大部分是明清的线装藏书，主要是从民间收集来的，也有部分是市民捐献的。目前，明嘉靖年间《宋史新编》二百卷和宋刻宋元明递《魏书》一百十四卷这两部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保护名录。值得一提的是《宋史新编》二百卷，这是全馆藏书中年代最久远的古籍，可以说是“镇馆之宝”。

然而，莆田历史文献数以百计，长期以来都以单行本发行，从没有结集成册。

古籍的尴尬

古籍重藏轻用文献无人问津

在莆田市图书馆，记者看到公共阅览室里人来人往，而同样对外开放的特藏文献资料室却无人问津。

一排排书架整齐排列，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樟脑香味。偌大的特藏文献资料室里，管理员陈琦勇独自一人坐在书桌前，桌上堆积着几本已经泛黄的线装古籍。他小心翼翼地翻开书本，把目录输入电脑。

陈琦勇告诉记者，由于线装古籍年代久远，纸张又薄又脆，一旦损坏很难修复，因此图书馆把古籍作为文物保护，不允许外借，只供查阅。古籍的读者群很有限，一般只有做学术研究或出书立著的学者、文史爱好者才会前来查询。他们一般年纪较大，年轻的读者很少，个别大学生是为写论文而来查询资料。有时好几个人一同结伴前来，有时一连好几天没有一个人来。

提起宋代蔡襄，不少人会想起《荔枝谱》，若再刨根究底询问《荔枝谱》的内容，许多人都表示茫然。追究市民对古籍不感兴趣的原因，陈琦勇认为，这些古籍一般都是繁体字，以竖行排列，还没有标点符号，要靠自己去断句，看起来很吃力。尽管如此，他还是希望古籍能得到推广，因为“这是网络上都找不到的资料”。

古文化的春天

名人名著结集古籍古为今用

陈豪说，每一本古籍都记载着前人的智慧，也是历史的最好见证。然而，纵然古籍资料弥足珍贵，读者对古籍却是兴趣寡然。改变古籍的“重藏轻用”的现状，让古代文化贴近市民，市政府和文化部门都在积极探索。

此次，新出版的《四库全书·莆田文献集成》就是一个规模浩大的文化抢救工程。全套书共有20本，装帧精美，所收莆田文献达39种，独立编辑成册，内容涉及经、史、子、集。

“按照原版式印刷，首批出版30套。”陈豪告诉记者，对于《四库全书·莆田文献集成》的出版，许多学者都说好，认为在政府建设“文化莆田”的背景下出版这部书非常及时。这套书能让高校做科研服务，也便于市民查找档案资料，让古籍古为今用，在现代社会中发挥作用，促进民族文化建设。

记者了解到，近三十年来，国家为抢救、整理和利用历代珍贵文献，正式出版了部分历代文献名著，涉及到莆田人著作的有40多种。例如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宋代黄彻的《巩溪诗话》，1983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蔡襄书法史料集》，2001年北京中结书局出版的《刘克庄词》等。

陈豪告诉记者，莆田文化部门也在设想出版一系列莆田历史文献丛书，出版方式分为四种：第一种按唐、五代、宋、元、明、清六个朝代分别编辑出版；第二种按经、史、子、集四个类别分别编辑出版；第三种按年代或分类选择重点人物、重点著述编辑出版；第四种由名家校点、注释编辑出版。如有必要，也可归类节录出版。

他建议，政府要加大宣传普及古籍名著力度，翻译著名地方文献，让古籍更加通俗易懂，让普通读者感受古代文化的魅力。此外，古籍名著还可以融入校园的乡土教材，进校园，从小培养青少年的阅读兴趣。高校也可以请专家学者开讲座介绍名人名著，使古文化得到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