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本报记者 宋晖 文/图

本报讯 由《中篇小说选刊》主办的“古井贡杯”2010-2011年度《中篇小说选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昨日在安徽亳州颁出，蒋韵的《行走的年代》、陈继明的《北京和尚》、叶兆言的《玫瑰的岁月》、余一鸣的《不二》、范小青的《嫁入豪门》、迟子建的《黄鸡白酒》等6部中篇小说分获今年的小说奖。著名评论家孟繁华则对这6部作品冠以2010-2011年度中国最好的中篇小说。

叶兆言、范小青、迟子建等都是功成名就的文学大腕，关于他们的新闻也时常见诸报端，获奖更是家常便饭，但对于余一鸣、蒋韵这样的在圈外略显陌生的名字，我们有理由给予更多的关注，因为文学在他们身上更显艰难和珍贵，因为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对文学的敬意和对生活的诗意追求。在这个年代里，也许丢失的正是执著和诗意。记者借此机会专访了这两位获奖者。

余一鸣：文学的迟到者

颁奖词：

《不二》体现了余一鸣面对中国当下的感受能力和表达能力，某种程度上说《不二》实现了中国当代作家和中国当代生活的有效对接，对接是稀有的、艰难的、宝贵的，洋溢着现实情怀。余一鸣是迟到的写作者，然而作品展示了迟到者大器晚成的迹象：厚实、宽广和才情值得期待。

从乡村教师到最好中学的教师

1963年出生的余一鸣，真的是文学的迟到者。大学时代个人的第二篇小说便发表在文学杂志《雨花》上，但大爆发和引起评论界和读者的关注发表却等了足足30年。

“当年发表的感觉太好了，觉得欢欣鼓舞，觉得信心爆棚，自己还真可以朝这个方向试试。”但之后的创作却异常艰难。毕业之后余一鸣被分配到乡村最基层的中学做了语文教师，“那里晚上连灯都没有，更别说能看到先锋、现代派的东西了，先锋的概念不停地变化，我永远也追不上”，文学青年余一鸣慢慢变成了文学中年余一鸣，好不容易调到了县城中学，好不容易混到了教务主任，如果这样的生活继续下去，余一鸣也能过得不错：第一批买了商品房，第一批买了八千多元的摩托车（那时候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两三百元）。

“但你进了城，你才知道你不能停止‘折腾’，因为给妻女好的生活是男人的责任。”余一鸣开始忙论文，跑调动，花了三五年时间搞，把全国所有的核心教学论文期刊扫了一遍，发了九十多篇。“一个写小说的人写教学论文，没有挑战性。”能够进城，到最好的中学（南京外国语学校），余一鸣其实是沾了文学的光，“进学校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是个作家，小说家的重量比一般教师的分量重”。

后半辈子只为文学而活辱感，因为你不是城里人，你必须从头开始。“到南京时房改结束，我没有分配到房子，我不可能让老婆、女儿过低人一等的日子，工资是无法赶上房价，我业余拉了个队伍成了包工头，因为村上的同龄人几乎都在南京做了开发商和建筑商。”

业余做了包工头的余一鸣难免要求人办事，“你必须低头求人，这是游戏规则，你只能按照赚钱的规则去做，有时候我对自己说：‘这太侮辱人了，我不干了！’但再想想，这就是社会规则，你按这个规则行事才能获得最大利益。”不过这些经历余一鸣并没有白白放过，从2010年突然爆发，《不二》、《入流》、《放下》连续发表，连得大奖，而写的正是这类题材，“我关注的是农村底层人有钱之后的痛苦，钱并不能代替一个人的尊严和地位，那种屈辱感始终折磨着这群暴发户，赚钱的过程中，他们出卖自己的良心和尊严，但他们又做不到彻底地泯灭良心，所以有痛苦。现实的生活中他们心里也有忏悔，但他们找不到拯救自己灵魂的办法，知道的只有钱，数字越来越大。”余一鸣要表达的就是这些农村进城暴发户的痛感。

49岁的余一鸣从乡村教师到县城教师到南京城里最好的中学教师，人生的半辈子，他让妻子孩子衣食无忧。2009年女儿拿到了国外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也终于可以为自己而活。做生意经历让余一鸣养成了规划的习惯，最坏的后果是什么？而对于写作的盘算，余一鸣也心里有底：“最差也就是我写不出来，也发表不出来，但至少我知道一直在写，我是个有生活追求的人，和其他做生意或教书的朋友不同，我一直在探索、在写作，就算那30年我一个字没写，但对于文学动态我一直在关注，那些好作品我一定看过。”余一鸣说，“我相信我能写出来，因为我是从最苦最基层的地方往上爬的，比别人能吃苦，任何事只要能吃苦，执著地做，就一定会成功，那些历练让我越来越冷静，也成为我的财富。”

“这个人写小说写得可以”就够了

去年假期里，写了半个月的余一鸣腰疼得不行，老婆说，“坚决不让你再写了，这不是自找苦吃吗？”余一鸣说，“这是我自己的事，我愿意找这个苦吃。我前半辈子对你们无愧了，现在要满足自己的内心。”

内心里余一鸣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毕竟是读了那么多书，读的是中文系，但在实现个人的理想之前，我必须对自己的家人负责，要保证他们过得好，这是小说不能解决的问题，只能通过其他方式解决。我的状态最多还有十几年吧，我没其他追求，只有文学。”

“如果‘顺利调入南京最好的中学是因为我是个写作者’，如果‘在生意场上它让我更懂得察言观色’，不算是文学带给我的利益的话”，小说的发表带给余一鸣的只是够买香烟的“烟钱”。抽着软包“中华”的余一鸣甚至有意地拒绝市场，他不愿意将写作往影视方面靠，他拒绝影视公司让他改编自己的剧本。“做文学我不为钱，要做就做得纯粹些，不想通过它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我只需要那些玩纯文学的小圈子里的人说‘这个人写小说写得可以’，这就够了。”

蒋韵：我宁愿诗意的生活

颁奖词：

《行走的年代》是一篇精神内涵非常丰厚的小说。蒋韵通过一个复沓的爱情故事表达了她对精神的祭奠。这个复沓的故事的确充满了隐秘性，但在隐秘性的背后呈现出来的却是一个残酷的现实：我们的肉体和精神难以完美无缺地行走到一起。蒋韵在小说中一如既往地表现出她对生命存在的困惑。困惑于生命存在，而在这篇小说中她将诗歌精神与生命存在、生命意义放到一起去思考，给了我们更多的启发。追问诗人的本质，也许这就是蒋韵写作这篇小说的内在冲动，我们有理由给这种内在冲动予以褒奖。

致敬是一种凝视

山西作家蒋韵一直低调地抒写着自己的东西，与丈夫李锐（有《无风之树》、《厚土》等作品）、女儿李笛安相比，她得到的关注明显要少许多。但她仍然坚守着自己的独特风格，将目光投注于过去，以敏锐的洞察力感知和描摹社会变迁中历尽坎坷的人们。这使她的作品与时代中心一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也与种种“热卖”、“热议”保持着一定距离。“不是有意在回避什么，只是觉得，我的全部的热情和兴趣，都在那个远去的年代。”

蒋韵说的那个年代是上个世纪80年代，它给了蒋韵什么？蒋韵向它致敬的是什么？蒋韵用“诗意”来概括：“我很尊敬那个逝去的年代，这种致敬绝不是怀旧、不是怀念，而是凝视。它绝不是莺歌燕舞的年代，但它带给我们的丰富性足以凝视。那是一个浪漫的年代，这种浪漫不是小情小调，浪漫里也有酷烈的东西，但我还是不停地从心里凝视回望它。”之所以凝视，是诗退出了我们的生活和年代。“诗和我们越来越远，诗和诗意看不到了，我们生活的时代里迷漫着市井之气。有谁还在看舒婷、北岛的诗，有谁还在读海子？那时候海子的诗一首一首地背，而现在‘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变成了楼盘广告，诗以这样的形式出现了，这是我写《行走的年代》最直接的触动。”

蒋韵是一个固执的人，固执地逆着时光行走，因为“我宁愿诗意地生活”。在此次颁奖活动之后的行程中，她会在洛阳的白园（内有白居易墓）里大段大段地吟唱《长恨歌》；在关林里为一朵盛开的凌霄花感叹多么美好……

生活在别处

蒋韵说自己是个“没有家乡的人”，祖籍在河南开封，却是在山西长大。“但从小就和太原保持着隔膜，因为不喜欢而抗拒。”从小她就听长辈谈论开封好得不得了，但她第一次回到开封，感受到的却和长辈口中完全不同。“那种陌生感比客居之城更强烈，原本是去寻根，但感觉在地域概念上没有了家乡，无论在客居之城还是家乡，你都是个外乡人。我对生命充满忧思和质疑，不可能拥有一个非常有归属感和安全感的家乡。”

这种“生活在别处”的质疑和不安全感成为蒋韵小说中随处可见的标志性的东西。

沾了女儿的光

蒋韵名声最大的是和丈夫李锐合写的《人间》，“在我们的作品中只有这一本能和女儿笛安的畅销书比一比。”

这是她与丈夫唯一一部合作的作品，“我们都是风格化强烈的作者，之前或者之后的题材也不太可能有交织，而这次的合作纯属巧合。”当初“重塑神话”工程是邀请全国一线作家来写作的，“我算不上一线，合作的原因是李锐一直犹豫：白蛇传只是传说，不算神话，但因为我们都喜欢这个故事，觉得里面有很多很浪漫、很有意思的东西可以表达，加上苏童写的孟姜女也并非神话，那李锐说白蛇传不是我们原创的故事，不如我们合作一次。”

《人间》的第二版是女儿笛安的“老板”郭敬明团队制作的，吸引了不少的年轻读者，让她觉得很开心。“也许是沾了女儿的光吧！”

进了城的余一鸣不能容忍别人瞥来的奇怪的眼光，这种“奇怪”带给他的是一种屈

80后也有文学野心

聊起女儿笛安，蒋韵开始有些“母性泛滥”，占了采访时间的快一半，她也乐于聊年轻人。

女儿笛安留学法国8年，突然开了窍，迷恋起写小说，之后出版的小说除了《东霓》的后半部和《南音》，都是在写社会学毕业论文时完成的。“所以她很适应这样紧张却有条不紊的生活和工作。现在她一边编杂志《文艺风赏》，一边还要写自己的小说，这不是我们给她的基因或者影响，完全是她8年的独立生活练出来的。”

对女儿这一代80后，蒋韵看到的是他们的野心，“《文艺风赏》里有个栏目叫‘新审美观’，年轻人也是有文学野心，希望文学的审美观在这一代孩子那里树立，他们开始想这个事，不是简化审美观，也不只是编一个好的故事吸引眼球。他们的能量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