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赵勇

如果监控超速行驶的电子眼是私人公司投资的，它开出的罚单还有权威性吗？这样的疑问并非无的放矢。东莞早年就曾因私人企业运营电子眼，收罚款当利润，引发巨大争议，后被叫停。而广东审计部门最近的审计结果表明，该省有12个市利用社会资金建设28个“电子眼”项目，违反公安部及广东省公安厅相关规定。（7月25日《第一财经日报》）

“电子警察”居然也能私营，执法权居然也能外包，真是奇闻。奇闻却自有其生成逻辑：一些地方财政不肯掏钱安装电子眼，遂引入社会资本。如此，地方政府省了钱，投资者找到了旱涝保收的提款机，可谓“双赢”。

只是苦了老百姓，谁知道私营电子眼会不会为了多赚钱设陷阱，让车主多掏钱。事实上，广东审计部门的审计结果确实显示，那些存在私营电子眼的城市，莫名其妙的罚款屡见不鲜。

交通执法权外包，非法性显而易见，恶果更是不言自明，值得追问的是：这些地方为什么这么做？答案仍要从已成顽疾的执法经济中去找。一来，“电子眼外包”可以省掉对电子眼的财政投入；二来，即便出现问题罚款，麻烦也是承包电子眼的私人公司的，跟执法部门无关。这样的思维逻辑，跟一些地方把城管执法权外包给物业公司一样，省了投入，少了麻烦。

“电子眼外包”根源上在于一些地方把执法当做了一门生意：形势好的时候，自己做；形势不好，就外包给别人做，反正执法部门是不吃亏的。在这样的“生意人思维”下，执法成为创收手段。

对此顽疾，该怎么办？治本之策在于让执法最大程度与罚款脱钩，即便有些迫不得已的罚款，也要破除“按比例返还执法部门”的潜规则。唯有如此，一些部门把执法当做生意而非公共服务的观念才能予以纠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