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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省刘女士静贞，向操淫业，在某女师范为同学所驱逐后，即与军务司秘书涂申芝姘识。光复以后，刘遂在花堤街十九号门牌创办湖北实业中等女学校，一切均涂之力。近涂之糟糠妻由乡至省寻夫不遇，询亲友，悉在刘处。涂妻即于十五号亲自寻往，涂已由后门潜出，刘大骂一场，忍气而返。十八号二点钟，又挺身入校，见刘卧室房门紧闭，由纱窗中窥探，则罗帐下垂，二人正会巫山。徐妻愤极大声呼曰：“女先生，白昼偷人……快来看看……”时女生六十余人，正在上课，闻声齐至，涂突由帐中赤身启门出，扭住其妻，拳足交踢。各女生羞极，登时纷纷夺门出……

——1912年7月25日《申报》第二张第六版“武昌女学校之活剧”

这则女学与艳情的八卦故事发生在1912年7月的武昌，其时武汉正在戒严。辛亥革命后，这座首义之城并未如期过上安生日子，各种军政势力在此展开博弈。但政局的风声鹤唳，却不妨碍军务局秘书涂申芝频繁前往女校寻欢，也不影响涂妻进城寻夫，直捣黄龙，捉奸在床——她仍然秉承中国千百年来的正妻传统，抓现行时只痛骂小三，用词一击而中，极富战斗力，当然，最后回击她的是丈夫的老拳。

一边是隆隆炮火，一边是饮食男女，革命尚未成功，生活仍要继续。办女校是进步要求，却衍生妓女当校长这样的副产品。现在有人说民国开放，但要知道，清末从开办女校起，就规定只能招收身家清白女子，拒收娼妓，民初女校数量增加，可普通女子仍然不敢涉足，只有少数思想开明的名流家庭才接受。我所知道的另一位在1912年当上女校校长的民国女子杨步伟（后来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之妻），祖父曾为驻英法钦差大臣，父亲担任过湖南时务学堂总务长，跟梁启超是同事。杨被安徽督军柏文蔚请去当校长，后来写回忆录说，当时两三名时髦女子在街上走，就要被人围观和闲话，她与柏议事，也不敢单独相处太久。可要说民国保守也不全对，杨步伟当校长时，才不过二十岁，还从未教过书。

民国的激进与保守就这样杂糅并存。涂刘事件也不例外。

报道称，众街邻闻声前来大怒，打了涂秘书三个大耳刮子，将学堂牌子和家具都砸了。

接着，教育局勒令停办该校，同时写信给军务司长，要求将涂秘书革职，理由是，身为文人应该知礼义，现在在学堂重地白日苟合，还裸体打老婆，属礼义尽失，廉耻丧尽。搞得军务司长的女公子悔恨不已——她不仅在这个女校肄业，还捐资助学了两百元大洋。

事情还没完。可怜该女校全体男女教员，一起受了株连，终身逐出学界，作为“择交”不当（其实是选择同事不当）的惩罚。湖北十几所女校，因为此事一起遭到重新审查。

这种道德至上、文人自律先行的处理方式，现代人早已不屑一用。一个公务员被六十多名女学生看到赤身裸体搞婚外恋、打老婆，这在今天，相当于局长微博调情被网络围观，舆论耻笑之余，更要追究他如何利用公职权，让妓女出身的小三当上校长。一百年过去，我们已经学会从公权力出发看待事情，这是现代文明的成果，不过，是否道德自律就是农耕文明的盲肠，应该被彻底割舍？

刘静贞最后的所为很有意思。她自己发传单辩白，说涂已纳她为妾，行房是夫妻“人伦大典”，算不上道德败坏。虽然没人要听她的，但这算不算得是民国女子的大胆和开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