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街？记得以前买衣服鞋子，基本是来这一带的。
——Love-Story遇上Viva-La-Vida
小时候在“海味馆”买鱼丸，在“福州理发厅”理发，在“艺光”照相，在“新华书店”买书……
——城市的云777
南街记忆之1940—1950 笔墨飘香“詹斗山”
讲述者：潘新华，1936年生人
上周，潘先生打来电话，告诉我们，他收藏着一件“詹斗山”的屏风。
何为“詹斗山”？年轻一代几乎无人能知。不过，福州老一辈文化人却都知道，那是福州老牌的笔墨店，口碑极好。“那时的‘詹斗山’里总是飘着墨香。”
道光初年（1821年），詹斗山（原籍徽州婺源）从杭州贩墨入闽，沿途起早摸黑，经江山，越仙霞岭，下浦城、建宁，一路销售，最后落足福州。福州的读书人多，应试科举的文人多，十分讲究文房四宝。詹斗山所制墨坚如石，香如麝，黑如漆，为此供不应求。詹斗山于是从徽州聘来墨工，设立制墨作坊，以自己的名字为牌号，选南街宫巷口为店址，开了笔墨庄。据说，封建科举时代，善经营的詹斗山即派出店员赴各府州设临时墨棚于考院之侧，进行现场展销，于是詹斗山的墨名扬八闽。
到了其子詹敬之继业，扩大了营销范围，在建宁府（今建瓯市）设分号，除经销墨和笔外，还兼营书画纸、歙砚、八宝印泥等。到民国之后，废止科举，墨的销量大减。“詹斗山”通过住在福州的日本侨民，打开了日本的销路，特制“明治维新墨”和“伊藤博文墨”等，以适应日本朋友的兴趣。詹家的笔墨生意传到第四代（大约是1939年前后），詹家回乡继承产业，福州“詹斗山”交由本店一位老学徒负责，一直到解放后。这个“老学徒”姓徐，也就是潘新华的姐夫。
潘老已记不清当年“詹斗山”的门面派头了，那时门脸不算大，也就四五米宽的大门，但里面却很深，有百来平方米吧，因为姐姐是过继到潘家，所以之后来往不算多，不过院房二进的屏风他却记得。“姐姐嫁到徐家，我去过几次，记得那时候制墨的仓库就在后面，制墨就和敲打白米果似的，而且香味扑鼻。那时的生意很好，除了笔墨、宣纸，还经营印泥、折扇等，靠着这家笔墨店，姐夫在福州购置了22家店面，‘文革’时被定性为‘工商业地主’。”在这之后就再也没人经营“詹斗山”了。
这扇屏风是潘老在20多年前，无意间在原东水路的福建电机学校拆迁时看到，花费了百来元钱从工头手里买下的。“如果你们需要办个展，给我写张条子，我愿意让这老东西重新被老福州们看到。这也算是福州的文化记忆。”潘老记得那时在南街经营笔墨纸砚的店号还有在詹斗山不远的曹素公、玉生林、华兴隆等。
（本报记者 宋晖）
南街记忆之1980—1990 老文青的小资根据地：上海西餐厅
讲述者：曾宏，1960年生人
诗人曾宏一直住在仓山，他对南街唯一的记忆，就是他们诗社的“据点”——上海西餐厅。
上海西餐厅最早是开在福州东街口的钟楼底下（就是现在东方百货靠原来东街口天桥的二楼，其实是在“上南街”），在他的印象中，上世纪80年代的上海西餐厅“太舒服了”。“楼很洋气，记不清门脸是什么模样了，但记得餐厅是长条形的，很深，桌子都是方形的。当时的服务员穿的都是白色的立领上衣，有点像现在的厨师服。和现在的西餐厅一样，那时候也有柔和的灯光，有蜡烛，有背景音乐，桌与桌之间后来有的也半隔断了，我们聚会人多，就把方桌拼成长条形。”
曾宏加入的诗社叫作“星期五诗社”，“当初吕德安、海曙、杨敏几个文艺青年带头，说起要做‘星期五’，于是文艺青年们当然一呼百应，当然要在命名上多花一些时间，当然还要边喝咖啡边解决这个问题，要喝咖啡当然就是去上海西餐厅，因为那里是福州第一家西餐厅。”曾宏回忆说。
那时，曾宏每周五都要骑着自行车，从仓山郊区（那时候仓山真可以称作郊区）到东街口，吭哧吭哧就过来了。他特别羡慕他的朋友的生活方式：“早上不用早起，睡到自然醒，然后就到上海西餐厅，来份煎蛋，来杯咖啡，吃完早午餐，就到离这不远，也在南街上的外文书店里转悠转悠。饿了就去小有名气的‘重庆酒家’来份小点……”这样小资的生活谁都羡慕。
“星期五”的聚会其实没有很明确的主题，无非是把自己作品拿出来大家传阅，有诗歌有散文有小说，“那是一个文学的年代，如果你不谈论文学，你就会觉得没面子，特别是在上海西餐厅里。”当然，那里除了文学，还有画画的和搞音乐的。
“星期五”的聚会凑份子的方式也很有趣，“那时候我们叫作‘趴老鼠’或者叫‘爬楼梯’，拿一张白纸，上面写好份子数：最多的或是20块或是15块，往后还有10块、8块、5块，当然也有‘白吃的’。数字下面连着错综复杂的线条，然后把上面的数字盖住，大家各自找一个线头填上自己的名字。该出15块的出15块，该白吃的白吃。那时候虽落后，但的确很好玩。”曾宏很怀念那样一家简单的文艺小资的南街上的上海西餐厅。
1994年，由于拆迁，上海西餐厅就搬至如今南街的大洋百货旁，直到1999年合同到期才关闭。曾宏说，南街搬迁的上世纪90年代，大家也都为生计各奔东西了——好些朋友漂洋过海去了美国、日本等地，有的在国内开公司。那时，这帮“文青”都三十来岁了，除了文学，都得考虑生存问题，文学活动悄悄地离去，而作为个人爱好的写作，则潜藏和坚持在各自的日子里。（本报记者 宋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