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赵勇

最近一段，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一直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他因为拥有多块名表被网友称为“表哥”，有消息称他已被双规，但陕西安监局值班人员表示“局长天天都上班”。在这个节骨眼上，湖北大学生刘艳峰近日向陕西省财政厅申请公开“表哥”2011年度工资获答复的消息，引发舆论极大关注。（9月19日《山东商报》）

刘艳峰认为，既然杨达才一直声称那些手表都是用合法收入买的，那么他就应该公布自己的工资收入，相关部门也应该予以配合，因为官员工资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所提到的“涉及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政府相关信息”。

刘艳峰的申请合理合法，陕西省财政厅也称已作出回复，并通过特快专递寄送给申请者。一切看起来很正常，但“表哥”的工资，陕西省财政厅会不会因刘艳峰的申请而公开呢？目前还是个疑问，至少，申请者本人不抱太大的信心，而网友跟帖中，同样表示信心不足的也占了大多数。

这实在是一种值得玩味的舆论心态，既认为“表哥”的工资应该公开，但又普遍对公开信心不足。何以如此？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4年多来，信息公开仍举步维艰，公民申请信息公开经常遭遇一些部门的冷眼。比如北大教授王锡锌就说，他的团队向政府部门提出信息公开申请时，多数被申请部门都很有意见，甚至反问“你们老向我们申请信息干什么”。

公众之所以如此关注“表哥”的工资，即在于信息公开不畅带来的压抑感，需要找个突破口来释放——这种对信息公开的饥渴，在这种持续的强烈关注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表哥”的工资到底能不能因公民的申请而公开，不妨当作信息公开的一张试纸：如果公开了，当然是一个好的范例；如果不公开，信息公开条例无疑将再度蒙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