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9月15日《申报》第五版，赫然看到一个标题《中国醒了》。忙往下读，配图是一妇人，坐在机器前劳作——“君亦欲学他人每日赚三元乎”？“能增君之进款者其唯此机乎”！原来是一制袜机广告。

想知道一百年前的流行词，看广告就好了，刚才这则的亮点就是“中国醒了”。再有一则：“当此种族竞争世界，若不强种何由竞争，若不竞争，何由国富。强种之道首先补肾……”，卖的是补肾药，流行词是“强种”。

“大共和国之良药”，流行词是“共和”，卖的是罗士医生提神补气丸。

还有将“黎副总统”四个大字通栏排版，细看，原来是“黎副总统暨工商部总长王赏鉴本药房出品，详加试验，谓功用甚昭，既挽外溢利权，又救同胞生命……”，这是上海罗威药房的广告，流行词是“爱国=买国产药”。

黎副总统“代言”远不止这一家，上海中英大药房也搬出黎副总统的嘉奖，广告称“自武汉起义以来，更蒙红赤十字善会各处军政府及军营医院纷纷采办，……本药房以黎公深抱救民爱国之心，特备中国新出品秘制灵丹唐制四时清快片各五千封，附解鄂中以助施济之用，而黎公谦抑为怀赐函嘉奖……”，这个流行词就是“支持革命”。

不光黎元洪，凡革命军人都很吃香，譬如“陆军部一等军医长医学士张修爵”推荐了“第一总统牌精神丸”，陈立夫陈果夫的叔叔、后被孙中山称为“革命首义功臣”的陈其美，“推荐”了戒烟药亚支奶。

爱国、共和、革命、强种、中国醒了，围绕生意的爱国创意真是层出不穷。名医兼社会小说家陆士谔早就揭露：上海的药房，差不多与江湖卖药的人一般手段，说真方卖假药，都是骗钱的勾当。他们的生意，都靠着这几句的告白。

近代中国人最急切的强国梦，最沉重的告白，包装贩卖的竟是大力精神丸这样欺骗同胞的假药勾当，也许正是这样的现实荒谬感令邓斌不堪苟活。他的遗愿是，希望以一人之死，唤起国人肩负的责任（见报道）。可惜他的死如泥牛入海，除了这则当奇事讲述的新闻，媒体不置一词。他是谁，何时死，死在公海还是私海，无从追究，也无人关心。六年后，又一位企图以死醒世的书生选择自沉于湖，他就是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梁济为他的殉国筹划了七年，死前曾痛责“今世风比二十年前相去天渊，人人攘利争名，骄谄百出，不知良心为何事”。和邓斌一样，梁济也认为，须先有良好人民而后国可以立。

百年后，我们可以轻易理解爱国与大力精神丸的关系，但恐怕很难体会邓斌与梁济的弃世之举。蹈海志士邓斌早被遗忘，幸好还有国学大师梁漱溟，每次想起他，都顺便重温下梁济的临死之问：这个世界会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