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完成“规定动作”的演讲之后，莫言立即转场赶赴市中心的一家电影院向当地文学爱好者及影迷介绍电影《红高粱》幕后的故事。他说：“如果你们感到这部电影很好，那是因为我的小说写得好；如果你们认为这部电影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那就是张艺谋拍得不好。”

与张艺谋一起合作拍摄《红高粱》的日子，莫言至今历历在目。他说：“当初我一见到张艺谋，就想起了我们生产队的小队长。张艺谋后来说，他一看见莫言，就想起了他们生产队的会计。于是一个小队长和会计，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合作。”莫言首先把成功的原因归为信任。他说：“张艺谋当时告诉我，可能会对我的小说进行很大的改动。我说，随便你改，我信任你。我写的《红高粱》最早的剧本，分上下两册，有六万多字。第二年，张艺谋改后的剧本只剩下薄薄的几张纸。张艺谋说，这些就足够了。后来，电影拍成之后，我发现电影剧本的确不需要太长。记得剧本中有一段描写，只有‘颠轿’两个字。在电影里，这一段足足颠了五分钟。”莫言说：“后来我写剧本也很短。有的导游嫌剧本短，我就说你去看看《红高粱》。”

电影《红高粱》大获成功之后，莫言的老乡都认为他赚了大钱。莫言回忆说：“当时，有老乡问我：听说张艺谋给了你100万人民币。当时的100万，比现在的1亿还要令人惊羡。但实际上，张艺谋购买我小说的电影版权只花了800元人民币。但这800元钱，让当时的我感觉像个富翁。”

1988年，张艺谋拍摄的《红高粱》获得了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莫言一直在思考《红高粱》成功的原因。他说：“这样的电影为什么会在当时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呢？难道仅仅是因为赢得金熊奖吗？我想不是。这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上个世纪80年代，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经过长期压抑的人们内心深处有很多东西需要释放，而《红高粱》电影的主题正是强烈要求个性解放。影片中，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是能够喝酒、敢说敢做敢爱的人，这种追求自由的精神满足了老百姓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