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本报记者 宋晖

本报讯 他一生流亡，当过国民党宪兵，做过解放军俘虏，到台湾后曾任台湾广播公司节目组组长、《中国时报》主笔，后旅居美国；他的名字在大陆虽不为人熟知，但在台湾几乎无人不识，他叫王鼎钧。日前，王鼎钧回忆录——《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由三联书店推出，用个体经历与时代的纠缠，写尽20世纪中国人的因果纠结、生死流转。

88岁的王老因听力下降，无法接受电话采访，发去邮件，很快收到他的回复：“欢迎笔谈！”发去10多个问题，老先生回复说，“很有挑战性，我得仔细想想。”一周后收到王老回复，4000多字，老人无法打字，一笔一画都是在iPad上细致回答，勾勒出一代文人眼中的“文学江湖”。

“小中见大，少中藏多，这才是文学作品”

海都：外界对你的评价是“一代中国人的眼睛”、“十大散文家”……您怎么看？王鼎钧：因我强调观察，那时散文的主流抒发主观的感受，不甚注意客观事物。我的“观察”来自写实主义的训练，上世纪30年代写实主义统领中国文坛，上世纪50年代的台湾文风是它的余绪。至于“台湾十大散文家”我倒觉得，如果一个作家死亡或停笔以后就被剔出十大，并非真“大”。倘若十年二十年后选十大，不知现在的名单上还剩几人？

海都：这四部回忆录前后写了17年，在那些琐碎细致的历史细节中，您试图还原和表达更多的东西？

王鼎钧：我的信念是小中见大，少中藏多，这才是文学作品。那些细节像钥匙孔一样让我们看见很大的面积。许多回忆录爱用形容词、副词和抽象议论，我尽量用呈现实况来代替，实况的一隅，实况的特征，或者缩影。

海都：四部回忆录是对您一生的一个总结，能用四个词来表达生命的四个部分吗？王鼎钧：第一册《昨天的云》，算是情感期，像许多青少年那样，“为赋新词强说愁”，“目光炯炯，其实什么也没看见”，写抗战发生前后青少年的苦闷有代表性。到了上世纪60年代，我终于有能力解读这一段懵懂，成为我文学创作的伏脉；《怒目少年》，可称为意志期。描述国民党的战时教育，比别人写得多、也写得客观，那时国民党也强调“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灌输牺牲服从，美化困苦匮乏。这一段生活经验矫正了情感期的弱点；《关山夺路》是麻木期，外界变化太快，内心刺激太多，失去反应的能力，可说是那一段生命的复苏，纪实的色彩浓厚，仰角俯角，捕捉1945年到1949年的社会百态，国内的读者对这些故事可能闻所未闻。借着这些描述，本书为“国民党为何失去大陆”提出与众不同的答案；而《文学江湖》是反省期，借着文学，写出一个“你所不道的台湾”，我在台湾的三十年忙于消化过去，忘记规划将来。休休！结果成就了这四卷书。

“故乡是祖先流亡的最后一站”

海都：用“流亡”来概括您这辈子的大部分合适吗？您又是怎么总结自己的流亡史呢？

王鼎钧：算命的先生说，我的八字是“伤官格”，不守祖业，他说“不守祖业”有两个解释，一是败家，一是漂流。我家毁于两次战争，无家可败，只剩下漂流这一个选项了。流亡是一种首尾不相顾的生活，像一条线。在我生长的那个社会里，线缠成球，后来这个球散开了，这根线弯弯曲曲拉长了，于是丁公化鹤，王子求仙，这样的故事就产生了。这根线最后也许能像马蹄铁，两端遥遥相望，可是再也没法连接起来。

海都：在历史中每个人都只是一枚随波的落叶，是否是一种悲凉？叶落了归不了根。“故乡”这个词对您意味着什么？

王鼎钧：抗战胜利以后发生的那次流亡潮，实际上是大逃亡。当时鲁南地区约有一百万人逃到徐州，徐州告急，大约仅有两万人逃到南京上海，京沪不守，大约仅有一万多人逃到台湾。逃出来的人都为自己庆幸，为他的家族庆幸，就像历史上的那些灭门之祸一样，还有一个孩子漏网在外。这个孩子的宿命并非落叶归根而是“落地生根”，因此，我说，故乡是祖先流亡的最后一站。如是我见，可能与你的想象不符。

“与福建的文学因缘不少”

海都：在台湾有很多是福建籍的作家，对他们有什么印象？

王鼎钧：我和福建的文学因缘还真不少。首先是许地山，国文课本选了他的文章，他的户籍落在福建漳州，算福建人。上个世纪50年代的台湾，当局把左翼文人的书都禁了，我仍能读到许地山的一些旧作，他的作品里面有佛门的思想，我很爱看。

然后是郁达夫，虽是浙江人，我们对他的印象却是福建省的参议员和福建《民报》的副刊主编，还有他在福建发生的情感纠纷。到了台北后，我见过几次面。

我到台湾后学习写作，有缘受王梦鸥提携，他是福建长乐人，有创作经验，知道怎样教我们这些失学的文艺小青年。梦老把梅里美的小说《可仑巴》译成中文，我读《可仑巴》超十遍，我当时的梦想就是写出这样的小说……王梦鸥著有《文学概论》（之后改名《中国文学理论与实践》），读这本书，我得以把我对文学的认识作一整合。我常提两瓶“屈臣氏桔子水”到木栅拜访梦老，掏出书，提出看不懂的地方，他总不厌其烦。

上世纪60年代，福建籍的余光中议论动人，俨然管领风骚，他改进自五四运动以来“一清见底”的散文和新诗，影响许多人，我也闻风景从。那时我编中国时报副刊，彼此颇有来往。如果说，胡适示范的白话文是清唱，余光中示范的散文是乐队伴奏的花腔高音，台湾的文学语言至余氏而一变。

然后是厦门大学的学者徐学，在中国国内，在那两岸海禁尚未解除时他把我的作品介绍到大陆，他也是散文家，创作和理论兼长，并未因研究磨损性灵，很像余光中，他对作家热诚，没有因理性心肠变冷，很像王梦鸥。

过“庸人”生活爱看林书豪“舞蹈”

海都：接下来您还会写什么？据说您还喜欢林书豪？

王鼎钧：我在纽约过着“庸人”生活，庸人，庸庸碌碌的人，平平淡淡的人。我不知道世上还有什么地方能给“庸人”最少的烦恼。祖国改革开放以后，有人约我回国定居，我说庸人不能回去，英雄豪杰可以回去。

在纽约，我靠卖文收入为生，想知道秘诀吗？无他，把文章写好，过简朴的生活，我认为无论在哪里，作家都应该把物质欲望尽量降低，才可以写作时有所为、有所不为。写出四册回忆录以后，我是曾经沧海难为水，读者恐怕是五岳归来不看山了。不过我写文章一向尽心、尽力、尽性、尽意，这个习惯不会改变。

台北有人访问我，问我是否喜欢林书豪，我说喜欢，想不到话题传到您这里来了。我的意思是，打球打到林书豪这个火候，姿势可以当舞蹈看，我相信八大艺术同出一源，看舞蹈可以改进我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