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电今晨奉都督命令在北门枪毙烟癖甚深之女子一人，行刑时观者甚众。

——1913年1月10日《申报》第二版

长沙城外汤李氏

N麦李

十天后，《申报》对这名女子又作了补充报道。报道称她为汤李氏，五十岁，长沙人。1912年9月，曾犯烟禁被禁烟总公所拿获处罚，取保开释后不久，又故态复萌，重新开灯吃烟，为总公所再拿获。审讯中，她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还招认烟膏多由汉口购来。

毒瘾发作的故事现代人并不陌生，但没听说瘾君子被枪毙的。找到另一条新闻，1912年12月19日《申报》第二版：“北京电内务部拟颁严令，自明年正月起，凡年在四十岁内者统限三星期戒断烟瘾，违者处以死刑。”

当然，我不会认为这两条新闻之间存在“令行禁止”的必然联系，况且此令是否正式颁布也存疑。它们唯一共同之处，是表现了民初政府禁烟的决心。但很多研究者都说，民初在袁世凯的倡导下，禁售禁种成绩斐然，禁吸却以宣传劝导罚款为主，并不像清末禁烟，动辄人头落地。这样看来，“死刑”只是说说而已，甚至可能是地方杀鸡儆猴的个别政策。长沙为瘾而死的汤李氏，可能只是时代的一个小小偶然。

可是，相对于我们熟悉的历史必然进程，任何时代的细节与个人，何尝不都是偶然的小误会？禁鸦片与禁缠足，是中国近代史的恒久话题。1913年前后报纸连篇累牍报道禁烟，政府以这年元旦为禁吸最后期限，但我们已知道，此后中国还有漫长艰巨的禁烟之路要走。历史的脚步很容易从这一年跨过去，到了百年后的研究者那里，“1913年”也许被一语带过，也许根本不值一提。美国学者高彦颐研究女性主义，写了一本缠足史，她想知道的是，离开文人审美怪癖与革命者改造社会的决心，离开“强国保种、妇女解放”的宏大叙事，近代被强制放足的女人真正感受是什么。可惜她发现，能被记录下来的女性声音实在太微不足道了。同样，无论放足还是禁烟，主角只有被遗弃被改造的命运，很少有被关注的，更别提话语权。就算读《申报》报道，我们依然不知道，这个汤李氏叫什么名字，有无家人，何以为生，她是怎样开始抽上鸦片的？又是怎样难以自拔的？在千千万万瘾君子中，为什么偏偏是她，被枪毙了？

另一则报道也从侧面表现了民初禁烟运动。报道说，上海禁烟调查员陈润霖，在搜索陈春记牛皮作坊时抄出破旧烟抽屉一双，其中并无烟膏。但他指着这违禁之物，定要拘拿物主到局里惩办，物主申辩说早就戒烟了，旧物不足为凭。陈润霖不依不饶，借势敲诈罚洋三百元，经讨价还价，降为四十元，当场交付。说好凭证三天内送来，可物主守候多日，并不见收据，就偕同证人告到警局。陈润霖因此遭革职关押。然则我更好奇的是，在禁烟调查员穿街入户的1913年，有多少物主忍气吞声，又有多少陈润霖没有遭到告发？

读这几则新闻时，正巧王家卫的《一代宗师》上映。宫二临去前有一组抽鸦片的镜头，姿势妙曼，樱唇轻吐，画面精致，倾尽了对旧文化醉生梦死的眷恋。我心中凛然，想起长沙城外的汤李氏。她一定没有这么美，好像吐息间掌控自己的生死，也不会这样引人遐思，虽然行刑前围观者众。想到这里，胸口一窒，已然出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