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王鼎钧（美国）

1963年5月，我在台北出版第一本书《文路》。

那时我正在叛逆期，人家说文学创作没有方法，我偏要探讨可能有效的方法。那时文学理论十分枯燥，先进者认为不能使用感性的语言，我却主张把文学概论、文章技法都用散文来写。

那时我也在模仿阶段，《文路》的书名模仿叶绍钧、夏丏尊合著的《文心》。不过1949年以后，台北不准公开提出叶先生的名字，《文心》只说夏先生一个人所写。《文路》的章法结构模仿《爱的教育》，全书分成若干单元，每一个单元使用好几种体裁：写一段生活，用记叙文；写一段创作心得，用论说文；配上一个故事，用小说。

那年代文坛耻言模仿，独尊创造，理论没有错，可我相信在实践上要经过模仿的阶段。每一位大师后面都有许多人追随继起，我们若不能最先，就要能不耻最后。

我的模仿有底线，形式可以模仿，内容必须有变化有发展，那时流行的比喻，旧瓶装新酒。《文路》的旧瓶是《爱的教育》，新酒是铺陈演绎赵友培教授的《写作六要》：观察、想象、体验、选择、组合、表现。我把六要比做画家的六法，佛家的六度，它是作家终身的修行。

书由益智书局出版单行本。这是一家很小的出版社，《文路》是他创业的第一本书。

出版了一本书，那感觉真好。好像生了第一个孩子，精神上的子女。好像穿上第一套西装，增加了体面。好像第一次印了名片，容易让人家留下印象。好像十八岁那年喝下第一杯酒，成人了、长大了。好像排队了，入列了，很长很长的队伍，排在末尾，知道排在前头的是些什么人，乐于跟随他们。我还记得有位友人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他拿起新书大呼：我升级了，我由“看书”变成写书给人看了！

中国人捡到白纸黑字，总要看看上面写的是什么，除非他完全文盲。据说这是咱们的集体无意识，其中还含有宗教的成分。即使咱们写的文章“给人家包花生米”，买花生米的人也会一面吃、一面读，这也不失为传播的一种方式，咱们由吃花生米变为包花生米，也不失为一种发展。

我那第一本书，如今早已绝版了，绝版书仍然睡在图书馆里，也还不能说没有人看。当然，看的人很少，但是，即使只有一个人看，这个人有影响力，这就不啻你的书仍在畅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