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王鼎钧（美国）

一九四九年，那些“仓皇辞庙”的人到了台湾，曾经兴起一阵学习历史的风气，他们说，要查查账本，看看咱们这家老店是怎么赔光的。读史是寻找高度的方法之一。

做学问可以找出答案，人生没有答案，“李唐赵宋慌忙尽”。你在灯火之下憔悴，稠人之中慌忙，都一无所获，最后你得寻求一个高度，居高临下察看轨迹。当“行到水穷处”时，“坐看云起时”是不够的，你得化为天上片云，从上面往下看，看穿魔术家的手法，看见迷宫的出口。这是我向往的境界。

说我以“更高的追求在写回忆录”，我不敢自居。我的旨趣超越了“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超过了“知我者为我心忧”，历经古人所说的窗隙窥月，中庭步月，到高台玩月。

一位王教授认为我把这一套回忆录的重点放在中国大陆上，我在中国大陆生活了二十几年，成三本书，我在台湾生活了三十年，只写成一本书。这个质量分配的比例，以前没听有人指出来，他身在大陆，视角不同，对这方面特别锐敏。我想，这也是作家回忆录的一个“通病”吧，夜深忽梦少年事，刻骨铭心，后来年龄大了，许多事就一任他点点滴滴到天明了。

那些年住在台湾，我们为这个通病一再受到责难，你们心中只有泰山华山，没有玉山阿里山，你们笔下只有长江黄河，没有浊水溪基隆河，你们不爱台湾。是这样吗？对我而言，这是生活内容不同。如果有一棵树，树底下我爱谈天你爱笑，在回忆录里，那棵树的地位，即使是泰山上的五大夫松也不能比拟的啊！

“我不相信历史有规律可循”，王教授这句话使我想起汤因比的感叹：历史给人的教训，就是人类不接受历史的教训。两者有没有连带关系？是否因为人类不能以古为鉴，所以无法鉴往知来？这个“没有规律可循”和“不接受历史教训”，倒是大大丰富了文学的内容！我的家乡经验不能用于抗战，我的抗战经验不能用于内战，我的内战经验不能解释台湾，正是瞬息万变，无迹可寻，我写四册回忆录这才各有“独特”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