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本版文 均据新华社

“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15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宣布这一人口与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分析人士指出，此举标志着中国逐步放开严控生育政策，向“放开二胎”过渡，这是中国人口和生育政策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所作出的重大调整。

“未富先老”问题日益严峻

“反映了中国政府在调整人口结构上的努力和与时俱进。”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李银河说。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认为，实行“单独二胎”政策将使中国人口结构更为健康、完善，中国人口的超低生育率已延续20年之久。

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中国政府开始大力推行计划生育；1978年以后计划生育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中国人口控制已基本上超过了预期。国家卫生计生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司长毛群安11日表示，40多年来，中国由于计划生育累计少生了4亿多人，大大减轻了人口过快增长对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

中国人口出生率由1970年的33.4%，下降到2012年的12.1%；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0年的25.8%，下降到2012年的4.95%，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

“完善生育政策，既要考虑维持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又要考虑群众的生育意愿，还有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结构变化等因素。”毛群安说。

因应现实，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不断调整，2011年，“双独二胎”（夫妻双方都为独生子女，可生二胎）政策已经覆盖全国。

然而，“未富先老”、劳动力短缺、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日益严峻。各界开始呼吁从“双独二胎”转向“单独二胎”（夫妻双方一方为独生子女，即可生二胎）。

长期来看生育率不会大起大落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显示，2013年中国老年人数量将达到2.02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末，中国15至59岁（含不满60周岁）劳动年龄人口93727万人，比上年减少345万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归功于人口红利。此间人士认为，过低的生育水平将降低经济潜在增长率。

“劳动力人口的下降，标志着人口转型的拐点，意味着中国的人口红利将进入逐渐收缩的态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张翼认为，“单独二胎”政策是调整人口结构的重要手段之一。

有人担心放开“单独二胎”后，生育率会有所反弹。北京市人口研究所副所长尹志刚认为，短期生育率可能略有反弹，但长期来看不会大起大落。

“现实环境的制约，育儿成本的提高，让很多年轻人不会盲目跟风生育。”北京市人口研究所副所长尹志刚指出，由于生活、教育成本的提高，低生育思维定式已在处于生育期的新生代家庭中悄然形成。

三中全会决定同时强调“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尹志刚认为，“‘单独二胎’政策与计划生育并不矛盾，是基于目前生育水平面临反弹压力的谨慎考虑。”

他说，这项政策“既没有完全放开二胎，更没有放开三胎四胎；原来是计划生育，调整后还是计划生育”。

从“16字”到“20字” 政府职能转变凸显新内涵

15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责和能力，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

专家认为，决定中涉及的政府职能和作用可概括为“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清晰地界定了政府的职能和作用，也凸显了新的内涵。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张占斌说，同过去的“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相比，决定新增了“环境保护”要求。把政府职能和作用从“16个字”增加到“20个字”，表明“党和政府对政府职能有了新的认识”，强化了政府在环保方面的职责，有利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

张占斌认为，政府职能的转变必将对我国环境保护乃至生态文明产生重大影响。预计相关政府部门将有所调整，从体制机制上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力度，更好地保护和管理好生态环境。

他说，30多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增强了我国综合国力，改善了民生，但我国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也付出了不小的环境代价，一些地区“高污染、高排放”企业盲目扩张，污染物排放量很大，造成了严重的雾霾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决定把“保护环境”列入政府的五大职能和作用，顺应民意，符合现实。

他认为，工业化、城镇化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但“工业化、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三者不可偏废”，这就是政府职能转变释放的新内涵。

股票发行将推行注册制 释放资本市场活力

15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这是股票发行注册制首次列入中央文件，将对我国资本市场带来重大影响。”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认为，中国股市市场化进程中的最大障碍就是对股票发行的过度行政干预。近一两年来，市场对实行注册制的呼声很高，监管层也多次透出未来要推行注册制的信号。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资本作为基础性资源，在配置中更应凸显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董登新说，注册制改革已经没有退路。

值得注意的是，股票发行由审核制向注册制过渡，并不意味着发行标准的降低和监管的放松。相反，注册制对事后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以更加严格的监管维护市场健康运行。这要求证监会的职责随之发生根本性变化，监管重心后移。

“证监会需要把更多精力由审批转移到查处市场违规行为、打击证券犯罪和维护市场‘三公’等方面。”董登新说。

虽然注册制的真正实施还有待证券法的修改，但注册制蓝图带给资本市场的变革已经可以预期。理顺关系，该市场的归市场，该监管的归监管，资本市场的活力将由此得到释放。

自贸区不断“扩容” 对外经济不断强筋壮骨

15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在推进现有试点基础上，选择若干具备条件地方发展自由贸易园（港）区。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已经一月有余，国内外关注热度不减。外界普遍认为，上海自贸试验区有望成为未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地标和“试验田”，将在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中发挥重要的试验、探索作用。

“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发展其他自贸园区，目的同样是为新时期的改革开放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商务部研究院院长霍建国表示，各地在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特色，结合他们的各自优势发展自由贸易园区，可以发挥更大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决定提出，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

霍建国表示，目前上海自贸试验区探索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将清单以外的投资领域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突破，既与当前国内市场化改革方向一致，也符合国际投资规则发展的新趋势，在改善投资环境、便于外资在中国“落地”的同时，也有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拓展发展空间。

“以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为突破口，畅通国内国际要素有序流动的渠道，将为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他说。

决定提出扩大内陆沿边开放，并做出了支持内陆城市增开国际客货运航线，发展多式联运，形成横贯东中西、联结南北方对外经济走廊；建立开发性金融机构，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等一系列具体部署。

专家普遍认为，当前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型成效显著，我国外向型经济地区布局正协调推进。上述政策安排着眼于形成全方位开放格局，在当前新的时代背景下，其意义不仅限于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更有利于形成东中西良性互动、互补支撑的格局，在内陆沿边开发开放中形成中国经济发展的新优势。

财税改革力促中央和地方“两积极性”

“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15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传递出财税改革的新信号。

根据决定，要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完善地方税体系，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将推进增值税改革，调整消费税，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加快资源税改革，推进环境保护费改税。

“税收的原则是税负公平，房地产税改革与普通百姓的利益紧密相关，通过加快立法，可以推进改革的进程，立法过程也是形成共识的过程，可以增强改革认同，减少改革阻力，协调社会各方的关系。”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刘剑文说。

“值得注意的是，完善立法作为财税改革的一项重要原则。”刘剑文认为，财税改革涉及多方关系，包括国家和纳税人、立法与行政、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等，通过完善立法可最大限度集中民情、民意、民智，实现公平。

根据决定，要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并提出改进预算管理制度的一系列具体举措，包括“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建立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建立规范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和风险预警机制”等等。

此外，对于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具体内容包括：

——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关系全国统一市场规则和管理等作为中央事权；

——部分社会保障、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维护等作为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逐步理顺事权关系；

——区域性公共服务作为地方事权。

“突出强调支出责任，实际蕴含了‘钱由谁来花更合理’的内涵。”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刘尚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