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方挺

黄公望一幅《富春山居图》分藏两岸，在台湾的《无用师》卷和在大陆的《剩山图》卷，2011年合璧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展览，轰动两岸。其实，由于历史的原因而造成的文物两岸分离，又岂止这一例？清末龚易图的珍贵藏书，数十年来同样是分隔两岸：一部分留在福州湖东路福建省图书馆特藏部，另一部分存在台湾大学图书馆的古籍库里。龚易图的藏书，从哪里来？又如何到了台湾？这要从头说起。

1.藏书与名人

收藏岂仅儿孙计有志都教读此书

1835年，龚易图生于福州北后街一户官宦人家。他是科举出身，咸丰五年(1855年)中了举人，咸丰九年(1859年)进士及第，由翰林院庶吉士改官云南知县。后来在官场上得到快速擢升，却是因为战功：龚易图善于用兵，在山东，因为数次灭枭匪及肃清捻军，他被升为登莱青道兼东海关监督，后来还做过广东布政使和湖南布政使，相当于省部级的官员。对他来说，打仗做官是其次的事，读书才是自己的本分，龚易图擅长诗画篆刻，留下的著作有《乌石山房诗稿》、《乌石山房诗存》、《参同契直解》、《谷盈子》、《餐霞仙馆外集》、《相长篇》、《西游记评注》等十七种。

龚易图的藏书，一部分源于家传，另一部分是个人收藏。

龚易图的玄祖龚一发嗜好藏书，聚书万卷。他的高祖龚景翰就是一位有名的藏书家，藏书三万卷。到其曾祖龚式谷、祖父龚福康虽有积书，但屡聚屡散。到了他父亲龚耀孙手里，家道衰落，图书散失殆尽。所以龚易图少年时，家中只有高祖龚景翰所留的数千卷藏书，咸丰元年（1851年）战事起，这些藏书都毁于武昌。青年龚易图一度无书可读，常向当时福州陈寿祺、冯缙、刘家镇等藏书家借书，甚至刚到北京时，他还无力买书，就在琉璃厂那带借书蹭书看。

升官发迹之后的龚易图，开始不惜重金，四处收购古籍。他的藏书大概从同治二年（1863年）开始累积。

同治十二年（1873年），他在烟台担任兵备道兼海关监督时，海宁陈氏持其遗书来售，计三千余种，龚易图以重价买下，三千余种遗书再加上先前历年的积累，共计五万多卷。他将书分类标目后，由海道运回福州。他高兴地写了《购海宁陈氏书三千余种》两诗，诗里说：“便愿将身化蠹鱼，鲸吞鳄作食吾余；埋头自分甘沉湎，结习何生与祓除。未必聱牙常诘屈，但能过眼亦轩渠；收藏岂仅儿孙计，有志都教读此书。”

2.藏书与园林

乌山“双骖园”与北门“三山旧馆”

光绪三年（1877年），龚易图抵闽后即在乌石山麓购建“双骖园”用以藏书。

“双骖园”典出《诗经·郑风·大叔于田》“两骖如舞，两骖雁行，两骖如手”，龚易图将之园命名“双骖”，意为以书会友，奇文共赏，达到学识俱佳。“双骖园”依山度势，筑于乌石山之腰，占乌石山西南一角，以山与荔枝胜。园前设山门，题额“双骖园”。园中有乌石山房、袖海楼、餐霞仙馆、南社诗龛、净名庵诸胜。藏书楼的对联云：“读书如女工，一月得四五日；传经授弟子，插架有十万籖。”北门园宅既成，龚易图去世之后，此地由族人龚乾义一房等人居住。民国后，双骖园圮废。双骖园原址在福州乌石山省气象局院内，今天已无迹可寻。

光绪五年（1879年）春，龚易图在“双骖园”对图书加以整理编目，光绪六年（1880年）与江西杨希闵合撰《乌石山房藏书简明目录》。此时“双骖园”乌石山房藏书共计五万卷有奇，藏书橱计有26橱，副藏之书有6橱，共计32橱。

现在的福州人知道龚易图，多半是因为他居住的那座著名私家园林“三山旧馆”，这个园林，就是现在西湖宾馆这一片。

光绪十八年（1892年）冬，龚易图赎回龚家衰败时典当的“三山旧馆”，辟地增筑亭台楼榭，凿池植树，改建家庙，建成了福州数一数二的私家园林。园中主要建筑有环碧轩、大通楼、澹静斋、微波榭、白洋楼等，其中大通楼是这一园林式建筑群中的中心建筑。大通楼分前后楼，前楼楼下为“含晶庐”，藏书楼在大通楼后楼楼上，楼下为“餐霞仙馆”，楼上东西廊与大通楼前楼相通，东廊有梯上下，因此名之“大通楼”。

这一年，龚易图得藏书家刘家镇的“翍均凥”藏书两万余卷，其中多徐火勃、林佶、郑杰藏书。次年（1893年），龚易图又得“检石芝山馆”的藏书近两万卷。这些书都收藏在大通楼，计三万八千余卷。龚易图“乌石山房”藏书加上“大通楼”藏书共近九万卷，藏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分，贮54橱。龚家的藏书，在龚易图手中达到顶峰。

就在这一年，59岁的龚易图病逝。这些书，在他身后，如何劳燕分飞，穿过海峡，去了台湾？

3.藏书与去留

千载青箱今安在海峡两岸书香长

民国三年(1914年)，福建省通志局聘请陈衍领衔主纂《福建通志》，需要大量修志有关地方文献，于是向龚家求助。当时福建巡按使许世英“颇着意于文化事业，曾向龚氏商请全部归公，为着提出条件，不合议”，但龚家考虑修志事关一省文献，断无拒绝道理，予以热情协助，允许编纂者借出与修志有关系的书籍。

大通楼原本有非常严密的借书制度，但到了1920年代后期，大通楼的藏书管理渐怠，福建通志局编纂者为了自己取阅便利，悉数借用，还贿赂管理人员偷偷借出与修志无关的书籍，藏书遗失不少。

另一方面，龚氏家人借出不归者亦多，藏书中还有书籍留在通志局久而未还，甚至有十六部书籍被管理人盗卖给“汲古阁”。这时龚家家道中落，管理藏书，变成了不小的负担。此时，福州城曾一度传出龚氏将出售藏书给日本，舆论哗然。为了防止中国古籍外流，再次出现浙江陆氏“皕宋楼”、湖南叶氏“观古堂”藏书流往日本的悲剧，当时，福建省政府主席杨树庄一面密令海关查禁出口，一面派人与龚氏家族商量，准备由政府出半价收购。此事最终因龚家出价甚昂，杨树庄离闽而搁置。

1929年秋天，陈宝琛的外甥兼女婿、台北板桥林家后裔林熊祥从福州返抵台北，携带了一套《乌石山房藏书简明目录》，与台北帝国大学（今台湾大学）文学部的久保天随、桑田六郎、神田喜一郎教授等会面，介绍交涉福建龚氏乌石山房藏书让售事宜。经由熟悉汉籍的神田先生，带着史学科助手前嶋信次，前往福州察看该批藏书。最后选择大多数保存情况良好，未遭虫蛀的书籍2099部，34803册，以16800美元成交，利用夜间搬运，悄悄地用商船运回台北。对于此事，神田喜一郎在其《佞古书屋漫笔》曾记云：“福州龚氏乌石山房藏书颇富，予尝过之，赋一绝以赠主人。诗云：‘诗书奕世傲封侯，自是闽中第一流；千载青箱传得在，古香吹满大通楼。’大通楼者，其藏书处之名也。此藏书今已全数归台北帝国大学所有。”

多年以后，这件事才由台湾大学图书馆馆长苏芗雨教授、东海大学中文系梁容若教授（1）撰文予以披露。这批藏书包括经史子集各方面书籍，内容广泛，有不少明版善本。

此次龚家出售的是“乌石山房”旧藏，“大通楼”藏书并未出售。1931年春，龚纶重新检点楼内剩余藏书，校抄了一份《大通楼藏书目录》。该目录收集了经史子集各类图书计38000余卷，10000余册。1952年，龚氏家人由龚纶代表出面将这些藏书捐献给福建省图书馆，获得人民政府奖状。

现在，赴台的龚氏“乌石山房”藏书2099部，34803册，仍安然无恙，庋藏在台湾大学乌石山房文库中，成为台湾大学图书馆庋藏古籍最重要的一部分。至于“大通楼”藏书1428部，约10240册，现收藏在福建省图书馆特藏部。福州这方面的藏书，珍贵古籍有元后至元六年（1340年）日新堂刻的《揭曼硕诗集》三卷，明天启四年（1624年）徐火勃抄《下雉纂》一卷，明嘉靖刻《学易记》五卷等等，颇具文物价值。

现存龚氏藏书共约45043册，分藏在两岸图书馆里，造福着两岸的学者。也许有一天，两岸图书馆能以联展方式来实现龚氏藏书的合璧。

附记：特别感谢台北大学古典文献学研究所王国良教授提供龚氏乌石山房藏书让售给台北帝国大学（今台湾大学）的事实以及乌石山房藏书在台湾的现状的材料。

（1）苏芗雨：《××台湾大学图书馆之发展及藏书状况》，《书和人》，第58期，1967年5月，页6。

梁容若：《记〈乌石山房藏书〉》，《书和人》，第296期，1976年9月，页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