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武汉一女大学生返校途中意外身亡，警方初步判断是一起刑事案件，要求附近四所学校的数千名男性师生提供血液样本。对此，不少男生表示不满。（11月20日《武汉晚报》）

大量采取DNA样本的排查手段，在实践中有着诸多成功案例。如去年12月，陕西商洛市公安局利用DNA检验技术排查1360多人，直接破获山阳县一起抢劫杀人案。也有一些无功而返的案例。如2006年，河北承德市隆化县城的一起杀人案中，警方对全县城单身居住的中青年男性全部抽血化验DNA，并没有找到罪犯，四年后，破案线索来自另一起案件。

可见，警方采验DNA面临的第一层尴尬在于投入了诸多人力物力，覆盖了这么大范围，却还是可能破不了案。这直接引发对该类侦查行为合理性、有效性的质疑。而最近，又面临更为严峻的问题。随着公众权利意识的提高，人们意识到这也许是侵犯公民人身权的行为，并对其合法性发出了非难。

在本事件中，有律师表示“对于这起重大刑事案件，警方的做法没有任何问题，《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为了确定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某些特征、伤害情况或者生理状况，可以对人身进行检查，可以提取指纹信息，采集血液、尿液等生物样本”。

该法条接着一句“犯罪嫌疑人如果拒绝检查，侦查人员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强制检查”。虽然DNA信息算得上生物样本，可是难道这数千名男性师生都是犯罪嫌疑人吗？公权力运行，无论出于多么正义的目的，都须遵守法律边界和程序。不得不说，现行法律并没有赋予警方相关权力。

因此，现阶段让警方在一定范围内采验DNA合法化，并对之加以限制，须纳入立法议程。既要让侦查权合法行使，也要让其在笼子里行使，才能破除警方“违法”办案的尴尬。

（舒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