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各种忏悔 多想求个轻判

N新京报

记者梳理2013年部分因贪腐受审官员的法庭“最后陈述”及悔过书发现，几乎每名贪官都会对自己的人生和罪行做出总结，有些还会事先列好提纲，还有人会递交几页亲笔书写的悔过书。

“虽然最后陈述形式和内容各异，但核心内容大多是请求轻判”，北京市律协刑事诉讼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刘玲认为，大多数刑事案件中，被告人如果认罪，最后陈述阶段往往都会表达悔过之意，并恳请法庭酌情从轻处罚。但对审理后的定罪量刑，实质性影响很有限。

不忘表功型

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运输局局长张曙光（正在审理中）

在党和各级政府的领导下，我们上百个工厂、几千名工程师、几万名职工干了整整7年，走了3大步，形成了中国自己的高速铁路体系，并且是中国人自己的技术、自己的品牌”，“我们圆了高铁梦。我会认真改造自己，重新做人，继续为高铁做事情。”

2013年9月10日，张曙光因涉嫌受贿在北京市二中院受审，并作最后陈述。

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与法律学院教授王四新表示：最后陈述时被告人一般会将对自己有利的一面表达出来，但法庭是根据整个案件审理的证据情况，以及所掌握的事实，来做出综合的判决。

避重就轻型

重庆市北碚区原区委书记雷政富（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请审判长相信我的为人，我沾点色，我承认，但我不是贪财的人。”

2013年6月19日，雷政富涉嫌受贿案在重庆市一中院开庭审理，庭审持续近7小时后，在雷政富的最后陈述中结束。

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与法律学院教授王四新表示：每个人在人性上都有弱点，因此要在制度设计上想办法堵住这些弱点，还应该限制、制衡权力，让官员贪腐变得不那么容易。

感恩认罪型

原铁道部部长、党组书记刘志军（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后未上诉）

作为一个农民的孩子，本应该为中国铁道、为中国梦做更多的贡献，但是因为放松了自己的学习，放松了思想上的警惕，走到了这条道路。”“感谢党这么多年的栽培，感谢办案系统的教育，自己犯了这样的错，感觉对不起国家和家人。”

2013年6月9日，北京市二中院开庭审理刘志军涉嫌受贿、滥用职权案，检方宣读起诉书后，刘志军当庭表示全部认可指控。法庭为刘志军摆好了椅子、垫子，但刘志军提出因身体原因，要站着受审。在最后陈述阶段，刘志军拿出事先写好的几页纸开始忏悔，念到声泪俱下。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樊崇义表示：落马官员受审所作的最后陈述，可以对其他还未犯罪的官员起到警示和教育作用，对已经犯罪还未被发现的官员也起到警告的作用。

忏悔分三种情况 光表态无关量刑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刑诉法专家陈永生分析，贪官的最后陈述有三种情况：首先只能表明他的一种想法和态度，往往不影响最后的定罪量刑。比如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有生活困难、因为妻子或情妇的原因等等，这些对量刑没有什么影响。

其次，也有可能影响量刑的，比如以往在工作中比较认真的，只是某一次或比较少的几次贪腐，在量刑时根据其最后陈述也可适当考虑。

最后，从法律上可以影响定罪的内容，比如有些事实在侦查起诉阶段，甚至在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时没有的事实，被告人在最后陈述时说了出来，这就会影响量刑。

引经据典型

开封市原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李森林（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后未上诉）

如果把我这一生比喻为一局棋，我是‘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又是党员，相当于命运让给了我两颗子，开局占足了优势。后来，我到河南南阳、开封两个市担任组织部部长，我的人生棋局进入中盘。在这个阶段，我贪图钱财，棋局至此，不用收官就已经提前结束了。”

“我就像是温水中的那只青蛙，水温慢慢升高自己却浑然不觉，开始时还觉得很舒服，等到水温高了受不了想跳出来时，四肢已经半熟，无能为力了。”

2013年8月22日，驻马店市中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李森林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李森林事后做出忏悔。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永生表示：悔罪表现在刑法理论上，是量刑的一个酌定情节，进入审理后，如果被告人主观恶性大，又不悔改，判得就会重一点。

忆苦求情型

原铁道部运输局副局长兼营运部主任苏顺虎（正在审理中）

我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家里弟兄8个，先后有6个弟兄夭折，均是因为病了没有钱治。我上小学的学习用具和作业本，都要靠我自己捡破烂卖钱获得，我父母常年有病，我从小就担起家务。上高中时，为了不增加家庭负担，我从来没在食堂吃过饭，都是从家里带咸菜。”

2013年9月4日，苏顺虎涉嫌受贿案在北京市二中院开庭审理，最后陈述阶段，苏顺虎几乎是流着眼泪说了自己的人身经历。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永生表示：对于贪官来说，如果不是自身禁不住诱惑，也不会因贪腐被抓，就算是鼻涕一把眼泪一把说自己的“辛酸史”，也抹不掉自己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