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吴虹飞（柳州）

电视剧里的喜剧人物，无一例外的都是小人物，生活并不容易。如何解忧，唯有自嘲。对于小人物来说，“笑”是对大人物的嘲笑，对自己的嘲笑，对境遇更差者的嘲笑，有时候就是他们唯一有效的武器。

春晚一直在输送一种强大的价值观。在下岗工人数目剧增时，春晚会暗自鼓励大家“多想想自己，少埋怨社会”；而当金融危机让人惶惶不安时，赵本山的《不差钱》让没心没肺的人笑了。泛娱乐化回避了严酷的社会现实。一个中国艺术家曾经尖刻地说过：“当没有更多的东西的时候，只能满足于更少，即最小范围的自由，最低层面的搞笑。当一个人的权利和感情处于被限制的情况下，大众就不可能出现高层的娱乐需求。”

陈佩斯在一次访问中说起自己为什么退出小品演出，不完全是因为和央视合作的不愉快，而是因为小品所输送的价值观令他不安。他援引喜剧发展史说明现在的小品还停留在原始阶段，一味满足于嘲弄那些没有什么话语权的弱势者，那些在身体、智力、社会身份等方面暴露出缺陷的人群。

起源于街头民间的相声进入新时代后遭遇了空前的定位难题：只有受压迫者才会心领神会的讽刺与自嘲，与生俱来的非官方，颠覆性的性格，不再被接受。当新时代需要一种歌颂的艺术，相声进入了正式的体制。“洁版”的同时，衰落是必然的。

陈佩斯还讲到一件往事。在确定入选春晚前，导演要先看看舞台效果，于是就在一群战士面前，他和朱时茂试演《吃面条》。也许是第一次看到没有政治痕迹的喜剧，战士们都笑翻了天。一旁带队的政委却一脸紧张，怎么可以笑成这样？

我们拥有了笑的权利。我们嘲笑了自己，嘲笑了比我们更底层的人。而笑的艺术，却还有很远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