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近日，广东惠州中院召开死刑宣判执行会，一名死刑犯在宣判后大呼冤枉，并称有重大立功举报线索，随即上演了一幕“枪下留人”。

我国立法设计了严密的死刑复核程序，还规定了死刑执行前的暂停执行制度。若行刑前发现判决可能有错误的，或罪犯揭发重大犯罪事实，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表现，可能需要改判的，或罪犯正在怀孕的等情形，应当暂停执行死刑，并立即报最高法审批。

本案中，就是因为死刑犯行刑前喊冤并有重大立功举报，才暂停了死刑执行程序，以重新进行裁决。这种非正常程序的启动，突显司法对生命权的重视，也体现了刑事执法的理性与谦抑，让死刑判决更能经得起检验。

人们关注“枪下留人”案，除了因为其惊心动魄外，还隐含着对死刑判决的疑虑。按照法治常理，经过严格公正的刑事司法程序，在“铁证如山”的证据证明下做出的死刑判决，不容有丝毫的纰漏或可疑点。同时，“枪下留人”等于重启刑事司法程序，相关司法成本也是巨大的。在法治发达的社会，“枪下留人”并非实现结果正义的正途。

法治秩序下的人们，不能将错案的发现寄托于行刑前的最后一道关卡，而应扎紧正常刑事司法程序的篱笆，通过死刑复核程序来有效发现疑点，阻隔司法正义的失陷。  （傅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