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作雄自杀事件真相如何，尚待权威部门客观中立的调查。但“钓鱼执法”一直在法理和伦理上均饱受批评，却由于《行政程序法》迟迟未能出台，现行《行政处罚法》规定又过于宽泛，而在行政执法和刑事侦查领域确有蔓延之势，引发的悲剧远不止一起。“钓鱼执法”还必然导致“选择性执法”甚至“养鱼执法”。

但为什么“钓鱼执法”屡禁不止呢？原因很多，有执法部门和人员的素质问题，比如特权思想和态度粗暴；有法律不健全的问题，现行法中缺乏对行政执法中非法取证的排除性规定；也有执法部门执法手段简单粗暴，以罚代管的问题。然而，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我国曾在一段时间内广泛存在、现在依然余波未绝的“创收”机制。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经济发展落后，政府无法保障财政经费的充裕。结果导致大批公务员下海的同时，我们也曾一度默许、承认甚至鼓励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千方百计“创收”。近年来，由于财政收入增长，政府“创收”行为已不被允许，甚至成为非法，但历史遗留影响至今。

在《行政处罚法》规定罚款必须缴纳国库之后，情况本应有所改善，但实践中有些地方财政仍通过罚款返还方式，将罚款的约40%~50%返给行政执法机构。工商、税务、计生、城管、运政、路政、交管等各执法部门，在全国不同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类似情况。然而，“创收”机制好比潘多拉的盒子，其本意虽是为弥补财政经费不足，但一旦魔盒打开，部分执法机构的逐利冲动难以约束，罚款显然不会止步于弥补财政经费不足。

可以说，“钓鱼执法”本身既损害党和政府的声誉，又破坏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这一行为使我们所支付的政德与公德成本之高，远远超过这一小撮执法人员牟利所得。在今天财政经费已比较宽裕的情况下，是时候从根本上废除“创收体制”了。这也是维护党与政府执政伦理、声誉及公信力的重要前提。（支振锋《环球法律评论》杂志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