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夏七月，围绕中国大学的争议“热度”也很高。上半月围绕厦大的多个争议尚未平息，下半月围绕北大“燕京学堂”项目、清华“非升即走”政策的辩论更是口水正酣；中间还穿插着高校科研经费管理导致“师道沦丧”还是“被沦丧”的吐槽，以及无论“海龟”还是“土鳖”们所共享的“青椒”（大学青年教师）收入低、待遇差的无奈。从教育理念、职称制度、科研经费到学生管理，我国大学治理或高教改革的几乎每一个重要方面都在引起公众热议与反思。

虽然“青椒”们短期内大幅提高待遇的理想可能难以实现，但事关科研人员待遇的“分配体制”却应该优化和改革，不能让一部分人赢家通吃，而另一部分人沦为边缘的“校园屌丝”。实行业绩考核，标准应该科学、合理和透明，既不能完全功利导向，也不能丧失现代大学鼓励学术自由探索的根本。同样，虽然现代一流大学都是研究型大学，但也不能忘记培育人才、搭建梯队的责任。否则，一流的科研人才哪里来？

恢复高考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历经多次改革，也取得过不菲成绩，这些改革往往系于相关教育主政官员的意志。虽然具体的改革结果或有得失，但广大师生员工却成了改革决策的局外人，尽管他们才是改革真正的“利益攸关方”。因此，每次改革几乎都伴随争议。大学治理改革，首先要改革大学治理改革本身，尤其要改变那种排斥了大学师生广泛参与的改革。 （支振锋《环球法律评论》杂志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