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阿骨（长乐）

我姓张。在长乐城关，张姓有几百户人家，是旧时长乐城关聚居的几个大姓氏之一。始祖睦公原籍河南光州固始县，唐中和元年（公元881年）随王审知兄弟参加王绪起义军入闽，居于福州东街凤池坊，代代相传，就称“凤池张”。后子孙繁衍，移居到各地。长乐城关张氏先人在南宋末年从福清后俸迁来，至今已繁衍三十世。来长乐后，祖祖辈辈聚居在南山（现称“郑和公园”）脚下，祖祠建在南山上，故自称“南山张氏”。

南山张氏子孙除了务农，还经商。我家谋生计的地盘，是南山下的河下街。

旧时长乐城关是个小镇，由三两条街道组成，其中最繁华的当数河下街。这街道，东靠南山，西濒河下江，江边码头连串，街道上牙行（旧时商品批发店）、商铺鳞次栉比。河下街是通衢要津，是远近乡村出长乐、上福州的必经之道。共和国成立之前，这里被誉为“张半街”，过半的商铺是南山张氏后人开的。

我家世代在河下街经商。祖父开设牙行，经营海鲜。每日须凌晨劳作，常以酒御寒消除劳累，日久，嗜酒成性，36岁便因“酒痨”过世，遗下幼儿寡母艰难度日。

年幼失怙的伯父13岁就在“京果店”（现都叫作食杂店）当学徒，而后在马尾与族人合伙开店。父亲从小传承了小生意人衣钵，成年后生意也做得风生水起。

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公私合营之前，父亲已经是开了几间店的小老板：

在河下街，开一间“协兴”号山货店，专卖由永泰、闽清来的各种山货。这店主要由我母亲打理。母亲能识字，左手打得滴溜溜好算盘。

在永泰，又开一间长乐特产商店，专卖来自长乐的腌蟛蜞、腌鱼之类的商品。在永泰驻店的是我表哥，家父的亲外甥，属于舅甥联手做生意。

父亲还在福州台江码头的“北仔街”，与人合伙开一间店，占五分之二的股份。在马尾我伯父经营的商店，父亲也有股份。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后，他在供销社当采购员，还是经常来往于永泰、闽清等地。

上世纪50年代后，家母因为身体原因，没有联营到公家单位做事。赋闲在家的她，就当起我的启蒙老师，教我读“枇杷橄榄蔗”（《五言杂字》）、“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千字文》）之类，还要我整天背诵“一退六二五、二一二五”（斤求两）和“八七八十六、八六七十四”（珠算）口诀。少年的我可以用左手盲打算盘。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尚未成年，但没有书读，偶尔到供销社做家属工。那个年代，农民收获的洋葱、蒜头之类统一由供销社收购。一到收购时间，船运车载肩挑手提把收购点挤得水泄不通，工作人员忙得天昏地暗。特别是开单的，万一算错了被人多拿了钱，倾家荡产难负其责，因此到了开单环节总发生梗阻，骂骂咧咧抱怨的，吆喝着维持秩序的，又哄又吵又乱。一天，在做家属工的我，自告奋勇给开单人员做帮手，之后就李代桃僵坐到开单位子上了。当时年少，不知开单责任重大，一来二去，大场面开单之类的位置就都找我。庆幸的是，我从未发生大的差错。我年龄虽小，但对小生意所具备的称、算、打包等各种运作技能都掌握娴熟，且手脚勤快，于是，供销社就把我收进去做临时工，每个月有了固定工资。

上世纪70年代，“上山下乡”如火如荼，我是“被动员对象”，居委会三番两次到我家“做工作”。我和供销社领导并无私谊，但他们还是冒着风险把我藏在最偏僻的山村购销点——就这样，我避过了“上山下乡”，在供销社混了十多年。

旧日的长乐毕竟是小县城，在这“张半街”谋生的张氏后人，读的只是《五言杂字》，接触的只是算盘杆秤，造就的是店员伙计，贩夫走卒，即使是老板，也不认识金融证券，谈不上期货交易，无缘了解格林斯潘、比尔·盖茨，更不懂尼采、弗洛伊德，这里，出不了大财阀、大学者，触目可见的，都是小生意人。

如今的河下街更加繁荣，只是，在这里做生意的张氏后人已寥寥无几。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换了工作；而胞兄则当上了基层供销社主任——我家的小生意人基因，或只延续到我们这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