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个教师节特别策划 深度

N海都记者 李建芳 实习生 施明钦

10年前拍摄的一部纪录片《高三》，让地处偏僻闽西的武平一中声名鹊起。片中，农村孩子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强烈思想，震撼了很多人。然而，就在纪录片拍摄的第二年，武平一中一名老师几乎用“破釜沉舟”的方式，告别了这所他高中母校的学校，来到繁华的厦门，想要“证明自己的价值”。

1999年至今，几乎每年都有老师从武平一中“出走”，到厦门、泉州，甚至更远的地方。没有人专门统计过人数，但武平一中的老师平时在厦门聚会，也能摆上三四桌。

那些当年从武平一中“出走”到大城市的老师，他们此时生活可好？他们当初为何出发？他们内心深处，对武平一中又是怎样的一种感情……

1.出走

“不走似乎就是无能的表现”

2006年，武平一中当时的办公室主任曾福生（化名），偷偷瞒着校领导跑到厦门，参加厦门一中的招考。考场上，他遇到了七八名同事，为了化解尴尬，他幽默地告诉大家：“我代表学校来接大家回家。”

最终，他还是没有回去。他考上了厦门一中，从此留了下来。

“好多人都走了，我留在这里，感觉心空空的，家里人也一直催我，说你怎么不去外面闯一闯。”曾福生当时感觉，如果不走，似乎就是无能或懦弱的表现，他也要用出走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年轻的时候，总是想往高处走”

在曾福生之前，已经走了好几拨老师。1999年，一直特别敢说敢做的生物老师连兵（化名），认识了厦门一所中学的校长。他主动向校长提出了想走的心声。当时这所中学也需要老师，再加上连兵的妻子是一名数学老师，双方一拍即合，很快连兵夫妇就回到武平一中办调动。

“想趁着年轻，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连兵说，从小在武平长大，在武平上学，又回到武平教书，他感到一种巨大的习惯性思维笼罩着自己，迫使他要做出改变。

连兵是那种不甘于现状的老师，他笑称“要拥有国际视野”。他给儿子买的钢琴，几乎是武平县城第一架私人拥有的钢琴。没想到，后来在办调动时，这件事派上了用场，他申请理由写着：去厦门能给儿子在钢琴学习上提供更好的环境。

李吉（化名）则选择了泉港一中重新开始教学生涯。泉港，曾是泉州的一个镇，因“福建炼油”在这里安家而日渐繁荣。2000年撤镇设区，泉港一中就在那时创办，需要大量老师。当年，曾经担任过武平一中校长的林美堂，成为泉港一中的校长，他带着七八名老师来到泉港一中，李吉就是其中一个。

因为“工资老是拖延”，“硬性的末位淘汰制弄得人心惶惶”，李吉开始想离开“武平这个贫困县”，最终选择了泉港一中这所新建校。次年，他的同事刘雄（化名）也来到泉港一中。

“年轻的时候，人总是想往高处走。那时决心很大，就想离开山区，到沿海去。”李吉说。

“不走，我对不起自己”

一样对现状感到失望的还有熊建民老师。熊建民1996年到武平一中任教，后来成为武平一中的名师，当过教研组长、年段长、教务处副主任、理科党支部书记，2009年，武平一中考出全省“双状元”时，他正挂钩负责高三重点班。

一直到去年，作为武平一中教研室主任的他，才带着失望离开武平一中，前往厦门双十中学漳州校区。

“如果再混十年，也可以，但我对不起自己。”他说，最大的原因是，现在的武平一中，没有以前那种气氛了。

除了连兵老师外，这些老师离开武平一中时，都被学校出具了一份“自动离职处分”通知书，这让他们的出走，带上了一抹悲壮的色彩。从此，他们背井离乡，要在另外一个陌生城市，打拼第二次人生。

2.收获

“一切重新开始，过去的成绩都不算数”

初入泉港，李吉和刘雄都被闽南人敢拼搏的外向性格所感染，“和内敛的闽西人完全不同”。而刚来新环境时的不适应，也一样如影随形。“语言不通，一到节假日，别人都在走亲访友，我们只能呆在宿舍里。”刘雄回忆说。

刘雄还发现，和老家比，泉港的家长和武平的家长也不一样，“这里的教育更开放、宽松，不像武平，人人都把高考当成唯一出路。”他说，在泉港连周末补课都没有，刚开始担心这样会不会教不出好成绩，后来发现并不是那样。

除了生活上的适应问题，最大的压力和不适还是来自于新的工作。最早出走的连兵回忆说，“一切都要重新开始，过去的成绩都不算数。”当时，他的妻子教数学，压力比他还大。一直到两三年后，他才感到，“得到了学校和同事的认可”。

“如果没去厦门，我没法送孩子出国读书”

多年之后，这些老师早已适应了城市的生活，不管是厦门还是泉港，都给了他们更好的生活，给了他们事业上更大的平台。

就在9月开学前，连兵代表学校来到福州参加一个省级培训。晚上，在福州工作的学生请他吃饭，觥筹交错间，在加拿大求学的儿子发来微信语音，他兴致盎然地播放给大家听，告诉大家，“如果没有去厦门，我肯定没有能力把孩子送去加拿大读书。”

这几年，厦门在吸引外地优秀教师上动作频频，各个区都陆续出台了吸引高层次教育人才的实施细则。对于省内知名的校长、省级特级教师、省级学科带头人等，均给予丰厚的待遇，包括一次性安家费30万至50万元不等，五年左右的租房补助；除工资外，还有人才津贴、工作室经费等。为了解决教师后顾之忧，还提供子女在区属小学里择校一次，解决配偶工作等优惠政策。用其他市教育系统人士的话来说，厦门这种吸引优秀老师的做法，完全是一种“掠夺式的做法”。

“在更大的平台上，我可以帮到更多孩子”

对于老师来说，待遇是一方面，平台则是吸引他们的另一方面。厦门作为我省教育发展的领头羊，巨大的平台优势，浓厚的教研活动，都是武平所不能比的。

“原来一直下不了决心到厦门，一件很偶然的事，让我改变了看法。”如今已经是厦门一中“生物金牌教练”的兰军（化名）说。兰军曾是武平一所乡镇中学的老师，后来调到武平一中，因为没有生物教师的岗位，他在实验室呆了两年。这两年里，他潜心钻研，才华终于掩藏不住，被校领导放在指导学生生物竞赛的岗位上。有一年，兰军带队参赛，生物省赛一等奖8个名额中，他的学生就占了4个，他在武平“一炮而红”。

当时厦门一中的校长任勇（现为厦门市教育局副局长），正在全国各地寻找竞赛教练，从2002年开始说服兰军来厦门。当时武平一中的校长对兰军有知遇之恩，兰军一直下不了决心。2004年，兰军带着武平一中的学生前往厦门参加全国生物学科竞赛。当时，主办方把福建所有参赛学生安排成两支队，1队是厦门一中的学生，2队是除厦门一中外的其他学生。兰军发现，理论方面，2队的学生完全不在话下，但在综合素质上，却败给了厦门一中的学生。这给了兰军很大的触动，原来在更大的平台和环境里，学生的能力就是不同！当年，他终于答应任勇校长，来到厦门一中从教。

“在更大的平台上，我可以用我的能力，帮助到更多的孩子，我的教学业务也可以得到更大的发展。”兰军这样说。

3.代价

“如果还在武平，我不用这么拼命”

“在泉港十几年了，有收获，但也有遗憾。”李吉和刘雄不约而同地说起“出来的代价”，如今一年只能回去四次，每次回去，都会明显感觉到父母走路越来越慢。父母渐老，儿子却不能侍奉左右，成为他们最大的遗憾。

来到厦门已有八年，曾福生还一直没想明白，自己来对了还是错了。在武平，他住的房子大而宽敞，到了厦门，还要从租房子开始。“听说厦门年薪8万，当时武平才一两万，来了之后才发现并不是这样。”曾福生说。他是通过招考进来的，除了正常工资，并没有额外的待遇。

更大的压力来自于工作。“厦门的竞争，真的可以用‘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来形容。”曾福生说，厦门一中是厦门最好的学校，为了保住这个位子，从校长到老师，都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家长也对老师的要求高，“如果还在武平，我应该不用这么拼命，工作会轻松很多”。

因为收入并没有想象中翻好几倍，在曾福生看来，每次回武平时，别人总认为你是风光回去，“其实个中的苦，只有自己知道”。

多名老师说，如果换成现在，他们应该不会从武平一中出来，“当时年轻，有冲劲，有想法，现在更多的是想过安逸的生活”。

“武平一中滑坡，不能怪我们”

对于武平，他们也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

“我们也听到了一些说法，说我们忘本，不顾家乡的发展。”曾福生说，武平一中有过辉煌，现在也依然还算是名校，但它的滑坡，“不能把账算在我们的头上”。他说，老师们出来，也给了武平一中年轻老师更多的机会。拿他来说，他到厦门后，给武平一中让出了“一个高级职称名额、一个办公室主任的位置、一名生物老师的岗位”。

“当时武平一中走了很多老师，学校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可是后来，年轻老师很快补充进来。”兰军说。包括2009年武平一中考出前所未有的“双状元”，也是在已经流失了相当多优秀老师后考出来的成绩。

连兵说，这几年武平一中考上清华、北大的人数比以前少了，它的发展遇到问题，出现瓶颈，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完全是人才流失的原因。“优秀老师走了，可以培养新的，但如果没有氛围，人心散了，这才是对学校最大的打击。武平一中要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重新燃起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