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重视应当说是很有必要的。当然，应当如何重视开好APEC，是值得细致研究和探讨的。中国社会每次搞大型国际活动，在实际操作层面都多少显出些超出重视之外的“紧张”。从北京奥运会开始，到上海世博会，概莫能外。

中国的体制总能把一件具体的事情做好，但我们要承认一个副作用，就是有时可能会把一件好事“做得有点过了”，付出一些未必值得的额外成本。我们需要对此保持持续的警觉。

比如北京这次开APEC，必须确保安全，还要尽力保障那些天的雾霾别太重，要让城市的秩序好于平日等。但除了安保，各种措施都需要注意张弛有度，有关方面切不可丢了社会成本意识，对相关措施的标准层层加码。应当把为会议提供最好的社会环境同尽可能少扰民结合起来，寻求综合的最佳效果。

中国办大型国际会议的经验不算多，有些措施恐怕也是尝试性的。比如为防止那些天出严重雾霾，北京周边暂停高排放企业的生产，北京单双限号等，它们的治污效果究竟如何，将会成为研究如何最终制服雾霾的宝贵样本。

北京在开APEC之前重修主要道路，粉刷一些临街建筑物，这属于借开这次国际会议的契机集中做了城市本该做的一些事。北京很多单位开会期间放假，不管怎么说也是好事，算APEC带给这座城市市民的好处。

但是当传出有的社区要在会议期间关停从馒头铺到日杂店等小商户，舆论场上的反对声马上就出现了。我们希望相关部门还是应认真倾听这样的反馈，仔细斟酌专为开APEC治理环境与保护社会正常生活节奏之间的关系。

APEC期间的北京越安全越好，但不需要追求临时性的过分整洁。为保障APEC采取各种措施，与让北京尽可能保持“自然”并不矛盾。希望北京市各部门全面理解、准确把握国家开好APEC的意图和决心。这个国家当前恐怕很需要积极、建设性、执行度恰当落实国家意志的典范，人们对北京市各部门这一次能够率先垂范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