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司法部副部长张苏军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央对周永康立案调查需要经历一个过程，“相信有关部门调查以后，一定会通过适当的方式、适当的渠道，向社会公布”。这使人们再一次聚焦“信息公开”这一重要话题。

实际上，不仅“认真负责、全面系统、注重证据地对周永康进行调查”是法治的体现，有关周永康案件的信息能否“妥善地落实重大事情让人民知道的承诺”，同样是法治水平的试金石。

按照法治原则妥善地信息公开，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首先，法治对于信息公开的内容有明确的要求。例如，涉及国家机密和个人隐私的信息，不得公开。周永康曾担任重要公职，其案件的信息很可能涉及国家机密，在信息公开过程中需要考虑有关保密的法律规定；当然，有些国家的法律要求为保护更重大的公共利益，必要时可以公开一些国家秘密信息，以法律保护的较小价值的牺牲换取较大的法律价值免受损害。我国是否可以借鉴？同样，周永康作为政治人物，假如某些涉及其个人隐私的信息，如果公开会保护更重大的公共利益，或使更重大的公共利益免受损害，是否应当予以公开？周永康作为公民，不论是否存在违纪或违法行为，其合法权益都受到法律保护，这是法治的应有之意。因此，在有关周永康案的信息公开工作中，必须准确做到“该公开的公开，不该公开的不公开”，这绝非易事。

法治对信息公开有明确的程序性要求。这里的程序性要求，不仅指信息公开必须履行的法律手续，还包括根据案件的性质以适当的方式、适当的途径公开。具体到周永康的情况，目前还只是中国共产党依据党纪对其进行立案调查，还谈不上涉嫌违法的立案调查。相应地，有关周永康案的信息公开，在性质上，还属于中国共产党的党务信息公开范畴。

周永康案件能否因妥善的信息公开而实现“坏事变好事”，是对法治中国的考验。（陈欣新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