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海都记者 章微 文/图
核心提示
1975年，福建向西非的塞内加尔派出了第一批援外医疗队；1981年，又向南非的博茨瓦纳派出医疗队。弹指一挥间，福建援外医疗队已走过39载不平凡的光辉历程，先后向受援国派出了28批医疗队共618人次。目前，我省仍有2支医疗队59名队员正在塞国和博国提供医疗服务。
39年来，福建援外医疗队队员远离祖国和亲人，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践行着对生命守护的承诺。39年来，他们为受援国500多万人次民众看病，做手术20多万台，并通过传帮带留下了“不走的医疗队”，赢得了受援国政府和人民的赞誉。39年来，一批又一批的医疗队员通过奉献和医术，使受援国人民认识了中国，加深了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被誉为“东方白求恩”和“中非民间使者”。
故事一 非洲有个DoctorYing 患儿以他为名
省肿瘤医院院长应敏刚忘不了1993—1996年他在博茨瓦纳援医的点点滴滴。
博茨瓦纳位于南非，地广人稀，人均寿命40岁，是全球艾滋病感染率最高的国家。应敏刚作为我省一名胸外科医生，在第7批援博茨瓦纳医疗队中，帮助博国抢救危重急诊病人1000余人，完成各种手术2000多台。他还是首个被博茨瓦纳聘为医疗救助专家的中国医生，经常接到飞行医疗任务，3年共飞行了16000多公里。
应敏刚还记得，有一天下午，他到所在医院病房去巡视，当走到小儿科病房时，他发现一名其他医生主管的患儿呼吸困难。凭着职业敏感，他判断是食管镜术后食管穿孔，立即采取了相应的急救措施和开胸手术，挽救了患儿的生命。患儿的母亲拉着他的手说：“DoctorYing（应医生），我把孩子的名字改成Mingang（敏刚的谐音）吧，让他记住是中国医生救了他！”
故事二 患疟疾高烧40℃ 艰难中开荒
相比博茨瓦纳，位于西非的塞内加尔条件更为艰苦，是世界上经济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而且中塞两国曾断交10年，从2007年开始复派医疗队，第12批援塞内加尔医疗队是中塞两国复交后我国派出的首批医疗队。
2007年，刘建忠（现为省人民医院院长）作为第12批援塞医疗队队长、先遣部队先赴塞国打前站。一到驻地，他傻眼了，周围是残垣断壁和堆积如山的垃圾，蚊蝇成群结队，而且经常停水、停电，更别提防蚊纱窗、电话、网络。刘建忠忙到凌晨2点许，洗个冷水澡睡了。
第二天早上，他起床，发现手臂上一片片红疹。刚开始，他以为是过敏，后来才发现原来是蚊子隔着行军蚊帐叮咬造成的。当天晚上，他高烧40℃，寒战不止，染上了可怕的疟疾。还好，他及时注射了抗疟疾的药物，才转危为安。但这个药对肝功损伤很大，注射后的一个多月里，刘建忠小便很黄（说明黄疸），吃饭也没胃口。
还好经过努力，他带领队员克服了重重困难，积极开荒建设，完善基础设施，使医疗队驻地从无到有、从简陋到初具规模。
故事三 “我与死神擦肩而过”
在博茨瓦纳的街头时常能看到大大的广告牌上写着“oneinseven”，也就是说该国7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感染艾滋病，但在博国艾滋病属于隐私，病人不同意的话，医院不得检查。为艾滋病感染者治疗暗藏着被感染的风险。第11批援博茨瓦纳医疗队队长、现为省立医院泌尿外科主任的高祥勋医生就曾遇到两次。
2007年，高祥勋正在给博国一个病人做尿道手术。由于手术位置很深，手术针一钩，就刺破了他的手术手套，鲜血直流。他问病人：“你是艾滋病病人吗？”病人很自然地回答：“我是啊，正处在发病期，正在吃药治疗呢。”
高祥勋心里咯噔一下，但他还是镇定地换了副手套，继续手术。术后，他马上服下预防艾滋病的药物，连服了一个月。
“那种心情，无法用言语形容。”高祥勋说，抗艾滋病的药物副作用很大，服药后黄疸，吃不下饭。直到5个月后，艾滋病病毒检测呈阴性，他心中的石头才放下。
而不久后，他又在手术中被刺出血。
高祥勋说，这批队员内有40%曾经在手术中被刺破出血。虽然博国有完善的预防措施，但是严重的药物副作用和沉重的心理压力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所幸大家都没有感染上艾滋病，平安而归。
故事四 父亲弥留 女儿视频送终
远离祖国和亲人，医疗队员倍思亲，碰到家人生老病死，而不能侍奉左右，那种焦虑感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
吕锦明是第11批援博茨瓦纳医疗队的女护士。2006年，她刚到博茨瓦纳几个月，父亲查出了胃癌。临终前，父女俩急切盼望能见上一面。当时的博茨瓦纳，通信还很不方便，没有网络，语音、视频聊天简直就是奢望。作为护士，小吕曾无数次护理和陪伴病人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而在自己的父亲弥留之际，她却不能侍奉在旁。每每想到此，姑娘就泪流满面。
队长高祥勋竭尽所能，向在博华商、中资机构乃至大使馆求助，最终得到了大使特批，使用大使馆的专用网络，让在病床上的父亲与远隔重洋的女儿在视频里见上了最后一面。那一刻，在场的所有人都潸然泪下。三天后，小吕的父亲过世了。
经过努力，如今在博茨瓦纳援外的医疗队员除了每年一次的探亲假，还增加一次由博茨瓦纳政府出资的奔丧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