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2014年12月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当庭宣判，裁定减去原足协副主席南勇一年有期徒刑，减刑原因之一是南勇在服刑期间发明4项专利。据公开报道，因在狱中进行发明创造而获得减刑的官员、名人并不少见。但记者调查发现，为服刑人员提供发明专利助其减刑的机构渐趋规模化、专业化，而法律法规对其的评估和认定，尚没有统一规定。（据1月19日《北京青年报》）

评价监狱发明应高于一般标准

“购买发明专利，从而试图减免刑期”，这类现象的出现，所对应的乃是，刑事惩罚被架空、被亵渎的巨大风险。

就目前来看，应对“减刑产业链”，最直接的手段，当然是完善相关的机制框架，以刚性的、标准化的程序来堵住漏洞。尤其需要说明的是，关于服刑人员发明的价值评判标准，理应高于一般意义的专利认定标准。只有这样，才能在垃圾专利横行的当下，确保监狱专利是真正有价值、能对社会产生切实效用的！在此基础上，才能保证刑法关于“发明减刑”的条款，具备殷实的伦理和逻辑基础。

“发明过程亲力亲为、发明成果具备价值”，这两者理应是监狱发明构成减刑条件的前提。而职能部门迫切所要做的，便是以科学的规则设计，来确保上述原则得到落实。  （蒋璟璟 成都）

假发明源于司法腐败

我们并不排除个别落马官员基于对某一项事业的热爱，也能搞出一些发明，但对于绝大多数落马官员而言，因为过去一直为官从政，往往缺乏基本的科学素养与能力，若说有那么多官员入监后纷纷成为“发明家”，这不得不令人生疑。

表面看，“监狱发明”让一些弄虚作假的入狱官员成功减刑，与法律存有一些漏洞有关。但更重要的，其实与司法腐败有关。比如说吧，搞发明，要购置实验材料，须反复实验等，必然要付出时间、精力和心血。而一名入狱官员吃住生活在监狱，24小时被狱警监管，他是否能搞出一项发明，狱方焉能不心知肚明？“监狱发明家”之所以成为产业链，其背后注定离不开监狱方甚至审判机关的“媾和”，否则，这条减刑路径是根本行不通的。由此可见，一些入狱官员成为“监狱发明家”，凭借的不是过人的智慧、能力和心血，而是由金钱、权力、关系糅杂在一起的权钱交易。

（惠铭生 济南）

会搞发明不等于已改过

减刑本是落实“惩罚和教育相结合”理念的人性化刑罚执行制度，然而有良好的初衷并不代表有良好的执行。目前，我国刑法规定了两类减刑。一是“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二是有重大立功表现之一的应当减刑，其中包括“有发明创造或者重大技术革新的”。

可以说，依据标准，只需衡量是否有重大科技革新或者发明创造，无论服刑人员是否真的已经改过自新了，都可以得到减刑。既然法律给“监狱发明家”们开了口子，那么一些灰色产业链形成也就“顺理成章”。这制度本身就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道理很浅显，即便监狱发明家的确存在，但技术水平的高低并不能够衡量改过自新的程度，如果“发明家”并未改过，那么这样的人知识水平越高，对社会的危害就越大。

最高人民法院已经明确要求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一律上网向社会公示，那么所谓的发明创造更需要拿到网上晒，接受公众的检验。

（董平 江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