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丁仲礼

背景

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G8国家提出一个“雄心勃勃”的全球二氧化碳减排方案，旨在以此为基础，达成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但冗长的谈判并没带来多少成果，国际媒体大多用“失败”来总结该次“超级盛会”。自此以后，全球气候变化大会年年召开，每次谈判到最后一天，必定要延时“夜战”，而离达成最终协议似乎迄今还有些遥远。

由此不难推测，在“拯救地球”这样悲壮的口号之下，碳减排谈判其实充满着激烈的利益博弈。

首先应该指出，二氧化碳减排本身的逻辑基础是清晰的。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平均气温上升了约0.8℃，它同人类利用化石燃料所释放的二氧化碳有主要关系。这个结论得到广泛认可，也成为碳减排的逻辑起点。

但需要减排是一回事，谁负责减排又是另一回事。我们看到的博弈实际上主要围绕“谁减排”展开。

这里需要简单地回顾一下历史。对全球增温的认识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因为增温有可能导致海面上升等负面影响，欧洲的几个大国就开始大力倡导碳减排，并推动了1997“京都议定书”的签署。

通过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规定一国的减排目标和任务，说到底是对未来几十年碳排放空间的分配。争取更多排放空间必定成为各国的坚定目标，因为它牵涉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几个重要方面。

首先牵涉到能源安全问题。美国克林顿政府是在京都议定书上签过字的，后来布什政府退出了，理由就是时任总统小布什的这句话：这将危及美国的能源安全。近几年，人均碳排放程度已经很高的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均表现出从过去减排承诺上后退，其根本原因是能源消费转型的巨大困难。这几个发达国家尚且如此，其他发展中国家自不待论。

其次牵涉到未来发展空间问题。根据发达国家以往历史，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由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化、工业化、人均消费能力提升等因素驱动，碳排放量与GDP几乎等比例增长；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完成后约20年内，碳排放依然会缓慢增长。由此可见，处在工业化早中期进程的国家，如果承诺二氧化碳绝对量的减排，基本堵塞了自己未来快速发展、自主发展的可能性。从中可以看出，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作为两大阵营，它们之间的博弈核心其实就是要不要继续坚持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这些年来，新能源技术尽管在不断进步，但据乐观估计，新能源从主体上取代化石能源，至少还需半个世纪以上。在这之前，气候变暖问题还会或多或少困扰人类社会，围绕如何通过二氧化碳减排的不同主张还会不断在国际政治、经济、外交，甚至文化平台上碰撞、交锋。全球性合作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然指归。（作者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