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一种观点以潜在经济增长率理论为依据，认为中国已进入中高收入阶段，潜在经济增长率处于低位水平，经济下行势在必然，当务之急应该是淡化政府干预，完全让市场和企业主导资源配置，政府只为市场和企业配置资源提供服务。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

按照潜在经济增长率理论，西方发达经济体技术先进、人力资本素质高、流动性充足、法制完善、创新能力强，本应有很不错的经济增长表现，实际上却深陷经济停滞泥沼而不能自拔。究其原因，并非潜在经济增长率低下所致，而是由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高度自由化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局限性以及实体经济的严重萎缩所造成。

二战结束后，西方国家普遍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经济迅速实现恢复和发展。但自70年代起，西方国家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引导下对内大力削弱政府干预，积极推行私有化和市场化，对外极力推行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由此导致经济结构严重扭曲，催生一系列矛盾，乃至爆发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后的债务危机。

用潜在经济增长率理论解释西方经济停滞已经不能自圆其说，撇开中国特殊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独特的制度安排，把这个舶来概念套到中国头上，认为由于潜在经济增长率处于低水平，政府深度参与经济活动导致要素配置机制扭曲，中国经济下行和低速运行势在必然，更是说不通了。

其实，中国经济依然具备长期保持中高增速的条件。其一，中国是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业已形成的庞大制造业在比较长的时间里依然是支撑中国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的重要物质技术条件；其二，工业现代化推动的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将产生巨大的投资机会和消费需求，这有助于拉动经济增长；其三，政府致力于扩大公共产品供给，大规模的政府采购将形成对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动力；其四，中国广袤的国土有待深度治理，其中蕴含的巨大商机有助于拉动经济快速增长；其五，中国的高铁技术、核电技术、通信技术以及庞大的装备制造业具有强大的出口竞争力，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依然发挥着重要的引擎作用。

当下中国经济下行并非所

谓潜在经济增长率处于低位所致，而主要是由于外部经济环境恶化和内部政策调整：其一，2008年金融危机后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动力不足，经济停滞常态化；其二，各国纷纷掀起货币战，令世界贸易环境持续恶化；其三，国际市场萎缩造成制造业产能过剩制约经济增长；其四，为防止楼市泡沫而实施限购政策影响了房地产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其五，为推进改革、缓解环境资源压力而主动放弃对超高经济增长目标的追求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经济增速下行。

基于对西方国家去工业化和制造业衰落教训的总结，对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可能性的分析，面对经济增速下行态势，笔者建议：其一，应积极采取宽松经济政策遏制经济下行态势。中国经济下行不具有必然性，必须积极应对。西方国家实体经济萎缩，传统货币政策的刺激作用已经失灵，无论释放多少流动性都难以复兴经济。中国实体经济强大，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投资和消费可以产生制止经济下行的积极效果。

其二，应当高度重视并保持制造业优势。中国与西方发达经济体相比，最大优势是拥有完整的制造业体系，中国必须千方百计巩固和扩大这一优势，决不能在发展服务业的一片呐喊声中轻易放弃这一优势。

其三，应当加强政府对产业结构调整的自觉引领。西方国家靠市场自发调节产业结构，导致去工业化和制造业衰落，教训深刻。中国应当加强政府对产业变迁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指导，防止去工业化和实体经济萎缩，从根本上制止经济下行。

其四，应当切实发挥国有经济在维护和发展实体经济中的主力军作用。现代制造业具有技术含量高、分工协作密切、规模庞大的特点，对经济组织有特殊要求。国有经济社会责任感强、实力雄厚、运营规模庞大、管理制度严格，是支撑和发展现代制造业最适宜的组织形式。（何自力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