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海都记者 宋晖

提到福建诗人，郑敏德高望重。虽然她四处漂泊，回福州的机会并不多。1981年《九叶集》出版，“九叶”诗派由此得名，成为中国现当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年初海都记者到北京采访时，便想去拜访她，但问了一圈也没问到郑敏先生的联系方式。从北京回来，才终于绕了几个圈找到了她的电话。拨通已是95岁高龄的郑敏先生的电话，她的声音听上去至多只有50岁的样子，岁月这把刀似乎没有对她的声音有一丝作用。或许是诗歌让她年轻。郑老说，“有那么难找吗？你随便到北师大一问，和诗歌有关的人都知道我！”

养父给我最初平等的思想

郑敏本姓王。郑敏说，“王家在福州算是大家族吧，我的祖父王又典是前清颇有名气的词人，母亲读过私塾，聪慧好学，常给我念古词。而父亲曾经留学法国和比利时，专攻数学。可能我更多继承了家族中文学的血统吧，我很喜欢文学，数学就一塌糊涂了。”

郑敏在一岁多的时候得了一场大病，“大概是脑膜炎吧，几乎要死掉。好了之后，我就被过继给父亲一个留法、留比利时时期的好友。养父姓郑，养母就是我的姨妈，她因病没有生育，我就成了郑家唯一的孩子。”

如今的闽侯已经找不到郑敏的王氏家族的痕迹，记者询问闽侯宣传部门的朋友，他们甚至不知有这位闽侯籍的诗人，而他们王家住在哪，家里有没留下老宅或物件也无从问起。

郑敏对家乡的印象也并不清晰，“我在很小的时候曾回过福州，到没到过闽侯，我不记得了，只记得那里的人很爱诗词，只剩下这么一些印象了，至于怎么爱好现在也说不上来，太早的事了。”

谈到养父对她的影响，郑老有些激动，“父亲对我非常好，极端自由平等。他是个工程师，充满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以那个时代所可能达到的最开明的思想抚育我，总是鼓励我要以平等自尊的态度和他探讨问题。我的童年和少年极少封建色彩，也因此使我成长为一个重视独立思考的人。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同盟会会员。我父亲后来卖掉一座房子送我去美国留学，所以我觉得自己真是非常幸运。”

西南联大，独一无二

郑敏说，“这辈子最难忘的时光是在西南联大！”1939年，郑敏考入西南联合大学，误打误撞地报了哲学系，她和“九叶派”的穆旦、杜运燮、袁可嘉都出自西南联大。“这辈子受益最大的就是联大，在那里读了哲学。”

联大给了郑敏别样的印象：当时的校舍非常简陋，文科的教室，就几排铁皮房子，弄了个拱门，就权当校门了。没有正规的宿舍，还要时常躲飞机轰炸。尽管如此，学校里却聚集了国内顶级的教授和大师，他们思想敏锐，学术空气活跃。

“我们非常幸运，在我的老师里有很多大师：冯友兰教我们中国哲学史，他独创的‘人生哲学’对我影响非常大；郑昕研究康德；汤用彤教魏晋玄学；冯文潜教西洋哲学史、美学……”在老师里挺多“怪咖”，“闻一多先生一边叼着烟斗，一边讲课，黑板上一个字也不写，但讲的观点很犀利；还有一位罗庸先生，和闻一多的观点非常不一样，学生们经常两个班串着听，课余争执不可开交。卞之琳属于晚一辈的教师，他的诗人气质非常浓郁，他口音很重，这反倒让我们听得更认真……我觉得西南联大最大的特点就是每个教授，他们的生活就是他们的思想，无论什么时候都在思考，人跟所研究的东西是融为一体的。这种感染比具体知识的传授要大得多，以后我对艺术的尊敬、对思考的坚持，都从这里来。这种精神是我以后在任何学校都找不到的。”

冯至，是我的诗歌引路人

在西南联大，冯至先生是把郑敏引到诗歌这条路的老师。“冯先生是个纯净的知识分子，是具有美和德的标准。他的课和一般的老师也很不一样，他讲的康德和里尔克讲得太好了，他的哲学的底子很深厚，可惜在那个年代的环境里没有太大的发挥。”

联大规定哲学系学生大二时必须修德文，于是郑敏被分配到冯至的德文班上，从那时起迷上了冯至的诗，“那时我下课后老去冯先生家傻坐，听他和他夫人，包括卞之琳等客人聊天、讨论。对我来说，冯家就像图书馆。到了大三时，一次在德文课后，我把自己写的诗递给冯先生，请他指教。第二天先生嘱我在室外等他，他很快出来站在微风中，衣襟飘飘，一手扶着手杖，一手将我的诗稿递还给我：‘这里面有诗，可以写下去，但这条路很难走。’我想就是在那一刻，注定了我和诗歌的不解之缘。现在回想看在中国新诗里，他的诗也许不是最好的，但能却能把诗与哲学融在一起，诗中渗透了哲学气息。这和我以后写诗，并且写以‘哲学为近邻’的诗有着很大关系。冯先生是我诗歌的引路人。”

“九叶”，其实不成派

提起“九叶派”郑敏似乎并没有一点以此为荣耀的意思。“其实没有你们想象得那么严重，只是那个时代把我们聚到一块罢了，只是在诗歌风格上审美方面和之前的诗歌有很大不同而已。”

郑敏回忆说，1979年，曹辛之把八位写新诗的诗人约到他在王府井的家中聚会，说服大家：诗歌百家的春天来到了，我们应当找回上世纪40年代我们发表过的新诗，出一本集子，好让年轻人知道中国曾经有过这种诗。为什么叫“九叶”？当时曹辛之说，“九”，当然是指我们九位诗人。而我们这批上世纪40年代写诗的人，当时总不能说自己是花吧，当然是绿叶，那就叫“九叶”吧。

“九叶派”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以诗歌流派形式出来的诗群，郑敏说：“现在让我回想一下，我才认识到，‘九叶’是总结了二战后中国新诗的氛围，反映了当时的精神特征，是‘希望和忧虑交织，痛苦和兴奋并存，人类又逃过一劫，但明天应当是什么样的呢’的迷茫。‘九叶’让诗歌语言走出早期的口语大白话，开始用文学语言承载复杂的现代思想感情；也把西方文化思潮带入中国，把艾略特、里尔克的诗，把后现代气氛引入中国。”

中国新诗，我很忧虑

问郑敏先生最近在做什么，她说：“我一直在思考中国的诗歌和未来的方向。”她一直反问海都记者：“你觉得现代诗怎么样，会更好吗？”她真的对中国的诗歌很焦虑。

郑敏认为，当代的诗有一种倾向，似乎以反审美、反文化、反意义为标榜，代之以玩世、丑陋、庸俗的东西。境界是诗歌的灵魂，真诚是诗人的第一美德，而不是以任何油滑的玩闹对诗亵渎。“感觉像是没有人再对诗歌给予尊重了！”

那么中国新诗往哪走呢？“应该引入哲学思维。美国的诗歌我是一路跟下来的，他们的现代诗在短短的时间里甚至超过了英国。美国人的哲学思维非常普及，普通人的哲学思维也强过国内的科班学生，哲学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里，文学里也有着哲学思维，诗歌更是代表了美国哲学宗教的最新表现。另外，今天的诗文词汇大量流失，影响了新诗的丰富，在古典诗词里辞藻是极为丰富多彩的。我们是有诗歌传统的，但为什么会成今天这个样子——我们的生活里有诗歌吗？歌的成分可能还有，但没有诗。好在我们还保留有一些传统的习俗，比如写春联什么的，骨子里是有诗歌传统的，但怎么会成为这样，我还没想明白。”

郑敏还提到今天的大学教育也有问题，“大学里中文系不认外文系，外文系不管中文系。外文系完全是语言教学了，鲜有对文学的研究。中文系总觉得只要对中文负责就行了，没有把自己放进世界文学中去思考。”

□手记

记住的和遗忘的

电话采访郑敏一个半小时。她甚至忘记女儿和她说过“是一家报社的记者要采访你”，她以为是一个写诗的晚辈，或一个向她讨教学问的学生。但她记得有这么一回事，很准时地在家里等着。她对于最近发生的事一概糊涂，她甚至忘记，前一分钟记者和她说过“我是学中文的”。是的，她太老了，但她对于很多往事和专业上的问题，又思路清晰，也许这才叫专业。

采访的最后，郑敏又问，“对了，你是读什么专业的？”“哦，中文。”“好了，你念中文的，就要搞懂现在的各种思潮，得知道世界在想什么。学中文的学生我建议都应去念念哲学，哲学对我一生是最大的受益，你去看看‘老庄’的书吧，‘老庄’的思想有很多是超现实，甚至后现代的，如果把老子、庄子的接上后现代的，就算通了！我最近也正想把老庄重新读一遍呢！有好处的。”

重叠的绿叶下豆荚紫黑

过熟的葡萄自动散发酒香黄昏的暖流吹动蝉翅

没有生命愿意无声的消失

—郑敏《有声和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