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香/讲坛》今起开版。

首取陈支平先生对福建儒学的全新解读：如何以创新之力打通朱子学、李贽卓吾之学、严复近代启蒙之学，为中国思想史独辟奇境？

编者认为，此文对八百年闽文化的系统认识，颇具启迪之功。原文7000字，系陈先生为即将出版的《闽台儒学史》所作序言。特摘编主要观点如下，先飨读者。

1.自唐宋以来，福建大儒辈出。宋代朱子学与明代卓吾之学，以及清后期以严复为代表的近代启蒙之学，正是超越时代的秀峰并峙，其影响力不仅越出福建地区，在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历程中，亦无可替代。

上世纪中叶以来，出于政治需求以“阶级斗争”理论来规范朱子学与李贽思想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朱子学与李贽思想的本来面目。不少研究甚至将二者割裂或对立起来。然而，无论是朱熹以至朱子后学，还是李贽等人，尽管他们的学术思想内涵与学术思想传承有所不同，社会及政府给予的机遇也不同，这些福建历史上的儒者，都为中国儒学发展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要厘清这一问题，必须从福建文化发展的源头历史以及汉唐以来的文化轨迹来进行综合思考。

众所周知，中国上古时期的南方地区，是众多少数民族散居的区域。而在其北方地区，则是社会经济与文化均呈现出先进的所谓“华夏文明”。在中国典籍中有关华夏文明及中国古代史的传统阐述，从总体上看，是以北方中原地区的历史发展为主要阐述脉络的，甚至可以表达为一种“北方中心论”或“中原中心论”。南方地区上古史的研究，文献极少且不足凭靠。而在北宋中期以前，出自北方士人或持华夏正统观念的南方士人之手的、有关南方地区历史的记载，也未必能够表现南方社会经济文化乃至环境的客观实际。正史中的记载尤其如此[1]。终其汉唐之时，虽然福建作为后开发区域，已经出现了少量入仕中原的知识分子，但在福建家乡文化的话语权上，我们今天很难看到他们的影响力。

2.五代、宋以来，福建的社会经济开发全面进步，福建本土出生的士人数量迅速增长，福建以及其他中国南方的士子们在继承和补强中国正统的伦理文化规范上作出的贡献越来越引人注目，然而，这批士子大多仍亦步亦趋成长为北方文化中心标识的追随者。我们在福建杨时的家乡，看到了他立愿逝世后葬身于墓门朝北远望北方师门的坟茔；我们在游酢的乡里，到处可以听到和看到关于他们“程门立雪”的传说记述。老实说，对于这样的传说和记述，我一直心存疑问：程氏作为宋代儒学的代表性人物，为何会有如此不合情理、有悖于孔圣人诲人不倦的教训，苛待南方学子？这种带有明显矫情意味的传说，背后似乎隐藏着难以言喻的文化心态，即把自己变成一名北方式的“士子”为荣耀。

正因为如此，我们所看到唐宋时期许多南方人所留给我们的文献，与其说是“南方人的著述”，倒还不如说是“南方人替北方人著述”。

到南宋时期，福建的社会经济地位得到迅速提升。南宋都城迁移到杭州，福建地区俨然成为南宋首都的“拱卫之区”，再也不是以往的“边陲之地”。福建社会经济文化之繁荣出现了超越北方的趋向，福建及其他南方士子的文化心态也出现许多微妙的进化：北宋许多历史典籍中鄙视谩骂的文字越来越稀少，反之，赞许、向往福建地区士人的文字多了起来。此时，朱子学的出现是一个划时代的文化标志，以朱熹为代表的南方理学家群体，对中国后世的文化贡献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正因为如此，我们对“朱子学”的研究，仅仅着眼于理学的层面是远远不够的。

朱子学的形成，对于传统儒学的反思与重新诠释，对于在社会经济势已超越北方而成为中国经济重心地带的南方文化的自觉，可以说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伟大贡献。而这种反思与自觉的核心，就在他勇于突破旧的文化思维，创造出一整套足以指导并适应南宋社会文化发展的新学说。学说的创新性，势必与旧的体制发生严重的冲突，这既是朱熹本人屡遭厄运的根源所在，同时也充分说明了他的创新学说对于当时社会政治体制的冲击以及对于后世文化的重大启迪意义。

至于朱熹生前历经磨难，身后却备受推崇，被明清统治者奉为理学正宗，支配中国思想界达六七百年之久，这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言，是出于后世统治者的政治需要，与朱熹坚持创新批判的人文精神毫不相干。

3.朱熹之后的福建儒者，明代李贽卓吾之学是贡献极为突出的一位。

明代后期卓吾之学的出现同样也不是偶然。研究明清历史的学者普遍认为，明代中后期，随着农业、手工业生产机器技术的进步，国内商品市场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大量基层商业市镇不断涌现，形成许多带有地域经济特色的商帮集团。在海外贸易方面，私人海上走私贸易已经超越传统的政府朝贡贸易体系。随着15、16世纪西方殖民者对于海外市场的探寻与开拓，东西方的商业贸易日趋密切，形成了所谓的“大航海时代”。在新的世界贸易格局形成过程中，东南沿海一带特别是福建沿海的海商集团及其贸易活动，已经日益参与到世界贸易的网络之中，成为中国东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动力。毫无疑问，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下，李贽及其学说的出现，就不单单出于个人的学识修养，而是体现了时代变迁的全新文化思考。

李贽出身于福建泉州一个典型的汉回结合的商人家庭，从小在沿海浓厚的海商气氛中受到熏陶。作为一个进步的思想家，他敢于冲破当时传统网罗的束缚，追求个性解放，反抗传统理学，卑孔叛圣，对传统儒家经典著作采取批判态度，重新评价历史人物，提倡童心，要求思想解放，这对于中国传统政治道德的“禁锢人心”是一个大胆的冲击，在严密思想封锁的历史长流中，迸发出一股活泼、开朗、新鲜的时代气息。这种创新求变的人文精神，不容于专制体制日益严密的明清社会，李贽本人也被迫害致死。但他所具有的超越时代的敏锐学识，却为后世留下了许多足于思考与借鉴的宝贵文化遗产。19世纪中期，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先驱吉田松阴，自谓在生死观上颇得力于李贽《焚书》的启发，在日本民主革命中发挥一定的作用。而在中国，五四运动时期，吴虞等人也曾引用李贽的学说作为反传统斗争的思想武器。[2]

4.清代中后期，中国的传统社会日益衰败没落，西方殖民主义者以其资本主义的新兴力量，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当古老的帝国已在危急关头，暮气沉沉的中国文化思想界，同样也迸发出少量极为可贵的、勇于创新探索的耀眼火花。福建，作为中国与海外交通的窗口，沟通中国文化与海外文化的桥梁，成为闽籍知识分子开风气之先的重要平台。鸦片战争后，注重经世致用的福建知识分子，最早意识到打破墨守成规、抱残守缺文化思维的急迫性和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很快把注意力从关心国内问题转向关注外交斗争，注重研究西洋国家。

在研究西方上，走在最前列的是林则徐。而在中日甲午战争后，随着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正式登上中国社会的政治舞台，维新思想也相应地被推到历史的前台。福建知识分子在维新思潮兴起过程中，表现突出。起过重要作用的有林旭、陈宝琛、陈衍、陈璧、林纾等人，严复，则是福建也是全国这一时期最主要的维新启蒙思想家之一。

严复摘译赫胥黎论文为《天演论》，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激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在1894年至1909年的十多年间，他还先后翻译了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穆勒的《群己权界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等著作，这些著作的译介，不仅在当时振聋发聩，而且深刻教育、启迪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整整一代热血青年。毛泽东曾将严复与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一道，作为“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3]

无论是林则徐、沈葆桢，还是林纾、严复，他们都自许为一名儒者。当中华民族处于危难时期，他们敢于冷静对待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学，寻找拯救家国的全新学说。因此我们从严复的著述中，可以看到他对进化论的热情倡导，对“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民主政治观的推崇，以及极力宣扬“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三民”思想。严复认为，实现国家自主自强的根本在于利民，特地撰写了《原强》一文，提倡全面发展人民的力、智、德，来振兴国家。作为一位受过严格儒学传统教育出身的学者，敢于一反传统，把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看做是民德的摧残者、民族危亡的社会原因，敢于对君主专制鞭辟入里无情批判，提出重建社会秩序的主张，这正是他对以朱熹、李贽为代表的福建儒学创新精神的继承与发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鲜明的进步意义[4]，即使是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严复的文化贡献及其社会思考，依然有其积极性质，其学说必然产生深远的时代影响。

尽管各自的历史际遇有所不同，但无论是朱子学，还是李贽卓吾之学、严复近代思想启蒙之学，他们的共同精神核心，都是敢于扬弃传统，力求创新进取，使福建儒学具有永久的生命力。以朱熹、李贽、严复为代表的福建儒者群体在不同时代的社会变迁关键时期，都发挥着无可替代的文化影响力与历史作用，他们的贡献，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都是无可替代的。

正统理学宗师朱熹、以“卑孔叛圣”自居异端的李贽，与致力引进西方思想学说的严复，这三个人之间，究竟有什么共同点？

[1]以上参见鲁西奇：《人群·聚落地域社会：中古南方史地新探》第一章，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2]参见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卷1《论明清社会的发展与停滞》，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4]参见陈支平主编：《福建历史文化简明读本》第五章，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