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书香/讲坛》之二，由省文史馆卢美松先生带路，探访福州文笔书院和朱子祠故地。

故地不远，就在今中山路、旧商业厅宿舍区编号为53号的独栋破旧木构房屋。200多年前，福州少年郭阶三，曾在文笔书院跟着林则徐的父亲林宾日读书九年，与小师弟林则徐朝夕相亲，相约同拜文昌祠。林则徐1804年中举，后成高官名宦；郭阶三1816年中举，之后一家“五子登科”，郭林两家遂成世交。当时同在里巷读书的少年，竟然还有后来的楹联名家梁章钜。当真是“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来，看卢美松先生如何抽丝剥茧，从万卷书中细考证，一路寻迹到屏山。

N卢美松

“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这是杜甫对物是人非的咏怀感叹。在二百多年前名盛一时的福州文笔书院，傍福州贡院而建，借力文场气脉，课读年轻士子，如今，已是旧迹难寻。

据记载，福州文笔书院及其文昌祠、六子祠、朱子祠旧筑皆在原福州贡院之东北偏。

福州贡院作为福建乡试的考场，约建于宋代，明成化七年（1471年），福建布政使朱英将其由城南府学附近（今延安中学）移建于越王山麓（今屏山），其后历经多次扩建和重建，到清代形成相当规模。贡院规制完整而宏大，中部自南往北，依次为贡院大门，原竖有“天开文运”（后改“为国求贤”）大牌坊，其东、西两边，各竖“明经取士”（后改“天衢”）坊与“为国求贤”（后改“云路”）坊，两坊于清代都移建到贡院之北部。牌坊之后即仪门、明远楼、至公堂。至公堂（今为中山堂）前为东、西文场（试场），中间建有明远楼。清代移到贡院北边的三个牌坊（东曰天衢，中曰云路，西曰龙门），坊前道路迤西与通衢（衙门前后大道，今鼓屏北路）相通。其后为衡鉴堂、抡才堂。

据记载，清后期（1884年前后）修建的台湾会馆（原称台湾南北两郡试馆）即位于“天衢边”。2010年，福州市文物局组织文史专家，曾为寻找台湾会馆遗址，到今日中山路北中山堂东边踏勘、寻访，发现有旧商业厅宿舍区编号为53号的独栋破旧木构房屋。当时，众人因其位处“天衢边”附近，疑为台湾会馆旧址。后来又经两次考察，发现此处古建筑类似一座庙宇，乃奉祀祭奠之所。只见殿宇较为宽敞，廊柱粗大，柱础雕刻精美；大殿檐前之斗拱、悬钟雕镂精致，可以想见昔时的辉煌。祠庙现存一进，占地面积约300平方米，殿宇中间地上有一块长方形“拜石”。令人意外的是，前回到访时并未见到而新近再到时却显露出“朱子祠”三个楷书墨字。朱子祠在殿堂东边的西向小门内，三字竖写在门额上，前时被糊泥封住，近日封泥抠掉后才显露出来。如所记载，朱子祠的对面，也是边殿，应是“六子祠”，似此则中间大殿应是文昌祠，即文昌帝君庙宇。因为那块大拜石正对着大殿。

日前，我们在编纂《越王山志》时，从乾隆《福州府志》卷之十四“坛庙·闽县”中，看到一处记载：“朱子祠，一在石井巷；一在冶山，东曰文笔书院。”此处载明，文笔书院在朱子祠东面，它们应是两处古建筑，于今朱子祠早无踪迹。无独有偶，在清《闽县乡土志》中也记载：“北院后，有文笔书院、朱子祠。”此即明指两座建筑均在“北院后”。实际上，还同处一个院落中，即文笔书院中。北院后地名，从民国19年（1930年）的地图上可以查到。在地图上，中山堂东面、赛月亭北部，有一处标着如图例“示”代表祠堂的古迹，即位居北院后之南、北院前之北，正好表明此处古迹乃文笔书院内所修建的三祠，与志载地址恰相吻合。北院前、后地名，实指文笔书院之南、北巷弄；“北院”乃文笔书院之俗称，因在贡院之北，故名。

清林枫《榕城考古略》卷中“坊巷第二”载：“自贡院天衢北折，为文笔书院。背负平山，旧有石，如笔卓立，故名。内有朱子祠、六子祠、文昌祠。或云，即怀北社学故址，未知然否。书院北折达于平山，地名北院后。”又曰：“有里社曰延远境，即旧罗城延远门址也。”由此可见，文笔书院乃在贡院天衢坊之北、唐罗城延远门附近，从“天衢”坊往北（已出贡院），曲折前行，即到达文笔书院。书院背负平山，因地有石笔耸立而得名。书院内场地稍广，尚建有朱子、六子、文昌三祠。书院之外，迤逦而北，可达平山。《考古略》又称：“自文笔书院南折，为赛月亭。”进一步指明文笔书院系在北院后与赛月亭之间，其旧址位置明确。所不明确者，乃“怀北社学”故址，因为，称“怀北”云云，盖指宋明时期怀安县所设社学。清《闽县乡土志》载有怀东社学、怀南社学，独未提怀北社学，无怪乎其址于林枫《考古略》中失载，故难稽考。

清学者郭柏苍在所撰《我私录》中记载：“吾父介平公云：‘至嘉庆元年（1796年），始受业于林师孟养。师讳宾日，侯官岁贡生，授徒奉父。我随师在文笔书院寝处者九年，得与师子少穆（按即林则徐）、癸酉（1813年）举人梁友馥梦花、己卯（1819年）副榜陈伍畴志松辈朝夕相亲。’”郭阶三（字介平，1778—1856）自述，在文笔书院师从林宾日9年，一同起居，得与林则徐朝夕相亲，后林则徐入鳌峰书院，受业于郑光策山长。郭、林两家遂为世交。

郭柏苍在《季弟柏芗登科记》中也记载：“吾父呼苍兄弟环立，曰：‘嘉庆甲子（1804年）三月，旸谷师馆于文笔书院【吾父少随乾隆己亥科（1779）孝廉郑云卿师超。年十九（按1796年），又从学于侯官贡生林封翁旸谷，前后凡十年（按至1805年）。封翁讳宾日，文忠公父】。我与林二少穆过文昌祠下，时斜照入殿，朱门半掩，中见白须绿衣者徐步而过，迹之杳然。二人入叩，各有所祝，不相告语。是秋，林二领乡荐。’”郭白阳《竹间续话》（卷四）亦载其先祖郭阶三事，文曰：“（阶三）公少从林旸谷（宾日）公游，与文忠公（林则徐）为总角交。尝同读书于文笔书院。嘉庆甲子（1804年）三月，同昼见绿衣往来殿前。是年，文忠公即领乡荐，或以为两家科名之兆。”时在嘉庆元年（1896年），当时郭阶三年19岁，林则徐年13岁，郭阶三年长于林则徐6岁。二子于嘉庆甲子（1804年）同入书院内文昌帝君庙祈求功名，当时林则徐虚龄20岁，郭氏已26岁矣。二人白昼同见殿内出现“绿衣人”，而迹之却不见踪影。林则徐遂于当年高中举人，郭家其后亦有“五子登科”之荣，因此两家都以为这是科名的吉兆。据林则徐忆称，“甲子，肄业鳌峰书院”，当年中举人即从书院卒业赴京应考。三处所记郭阶三对诸子说的话大体相同，但《我私录》所记郭阶三受业于林宾日的时间却不同。若按《我私录》所记，郭阶三师从林宾日当在嘉庆元年，“前后十年”则到嘉庆十年（1805年），郭氏年已27岁。二人入文昌祠殿祷祝，不过半年，林则徐就实现了中举的梦想。林则徐在鳌峰书院修业前后七年，当在嘉庆三年（1798年）入书院。他在文笔书院与郭阶三同砚席时，年在14岁以前。而此次与郭阶三同入文昌祠祷祝，显然不是偶遇路过，而是同学相约而往的。

从郭阶三自述的入祷过程看，文昌祠（包括朱子、六子祠）应是在文笔书院之内的。如建于清初的越山书院，据《榕城考古略》载，其建制是“前为讲堂，后为六贤堂，祀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朱熹六子，后为文昌阁”（同书载“道山书院”内，“前为讲堂，中为六子祠”，所祀宋儒六人与此同）。“斜照入殿，朱门半掩”，表明殿宇并不高大宏敞，与今所见殿庙一般，生徒到来也不经常，故逞空寂景象。

至于上文所称文笔书院中“六子”祠，供奉的是否就是越山书院“六贤堂”和道山书院“六子祠”的人物一样（都是周、程、邵、张、朱六子），则不得其详。因为林枫《榕城考古略》记“越山书院”称：“前为讲堂，后为六子祠，又后为文昌阁。”不称“六贤堂”，且堂、祠（堂）、阁为三座前后独立的建筑，与文笔书院的不知是否相同。文称“六贤”，包括朱子在内；而文笔书院称“六子”祠，又另立“朱子祠”，可见“六子”中不包括朱子。《榕城考古略》“鳌峰书院”条载：该书院“前为正谊堂，中祀周、程、张、朱五子，后为藏书楼。……右祀宋明闽中先儒游广平（酢）、胡五峰（宏）、黄勉斋（榦）、陈北溪（淳）、陈布衣（真晟）、蔡虚斋（清）为六子祠。”该书“道山书院”条载：“前为讲堂，中为六子祠，后为王公祠，西为文昌阁。”可知当时书院中必祀理学先贤“五子”，而“六子”也是理学“先儒”，所指不知是否即“鳌峰书院”所奉六人。

郭柏苍、郭白阳二人的记载都表明，文昌祠与文笔书院系同在一地（就在书院内），或是靠得很近的两处建筑（讲堂和祠堂）。此外，他们还与朱子祠、六子祠相近。我们现在所见的“朱子祠”（原商业厅大院53号楼）与疑似的“文昌祠”紧相连接。由此我们还推想，朱子祠对面东向的旧建筑，与“朱子祠”正相对应，可能就是“六子祠”，只是我们没有找到同样书写在门额上的文字。但是，根据历史记载和现有的建筑规制，我们可以想象：文昌祠居中，为一进五开间的殿宇，其左右两边分别为坐东朝西的朱子祠，与坐西朝东的六子祠。不知这种建筑方法是否是后期改变了原先三座祠宇分立建筑的规制。不管怎样，这种建筑体现的文教信仰，与书院的教育功能及信仰完全切合，甚至是配套而设的。士子学习于书院而求仕于文昌祠，正是那个时代的自然风习与文化信仰。

林则徐的同乡、同窗又是同官、同调的梁章钜，与他还是同里巷的旧友。梁章钜在他赠林则徐的五律诗中，有句称“屏麓苔痕阔”，并自注云：“余同居在屏山之麓，与君为比邻。”林则徐自作诗起句即深情吟称：“与君旧住屏山麓，对宇三椽打头屋。”两人的旧居里巷，原来都在北院后的文笔坊内。林则徐同学廖鸿荃亦有诗云：“记曾文笔峰前过，放鹤人归处士家（先生旧居文笔书院旁）。”由此可知林则徐少时居于屏山南麓、文笔峰前、文笔书院近旁，故与郭阶三相约同拜文昌祠，是很自然的事。梁章钜在为林则徐夫人郑淑卿所撰挽联中称：“相夫历八州督，教子拥八砖才，八座起居，病与一生依伴住；老屋忆文笔坊，新居望文藻宅，文章照耀，魂兮万里定归来。”这里就明确指出，因“文笔”而命名的里坊，应与同名的书院一样，让人怀想他们在青少年时代共同居处与学习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