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父亲是个好学生
我的父亲陈长钧,生于1904年,祖籍是福州市郊闽江边的小镇螺洲,后居住城内朱紫坊。
1915年,父亲考入福建省立第一中学(福州一中前身)初中。由于祖父去世早,家庭经济不好,家里希望父亲停学去学艺,而父亲听说马尾有海军学校,不但不收学费,学生所需膳费、书籍等都由学校发给,毕业后还有工作,父亲就自作主张,于1918年初考入福州海军飞潜学校轮机制造专业。
当时的校长由福州船政局长陈兆锵兼任。学校很重视技术教学和工厂实习,专科知识扎实,多数课本都是英文。1925年6月,父亲毕业,父亲被选派赴上海海军江南造船所实习,之后就留下工作。无论在实习期间还是在正式工作期间,父亲都努力提高业务技术水平。当时正是大革命时期,他还参加了工会,认识了(中共地下党员)王介山等人。上世纪30年代,陈绍宽任海军部部长兼江南造船所所长期间,父亲和一些同学先后被派出国留学深造,1934年初,父亲被海军部选派赴英国学习内燃机设计制造技术。
1936年底,父亲留学期满回国(另据《中国海军大事编年》一书称,1936年10月,海军部令其转赴意大利工厂实习后回国)。
八年抗战,父亲辗转中国
1937年初,父亲任江南造船所工务室少校工程师,参与有关船舰设计,督修海军舰艇及商船。他满怀信心,希望为国尽力。不久发生了卢沟桥事变,驻沪日军于8月13日进犯闸北和虹口,全面抗战爆发。
1937年10月8日,陈绍宽部长亲自批示父亲审查一件民众提案——当时有民众感到日寇海军强大,建议当局制造小型潜水艇以攻击日寇,并附上设计图。父亲经多方论证,于11天后认真及时作出“难实际应用”的结论(原件存台北市档案管理局)。父亲虽然以科学态度作出了否定结论,但他却被广大民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心深深激励。
接着,海军江南造船所内迁,父亲奉命押运搬迁江南造船所一批机器、器材,他和同学同事冒着敌机和敌远程大炮轰击的危险,多次出入高昌庙抢运各种物资,又冒敌机沿途射击、轰炸的危险,从上海南站往苏州,转南京,又转江阴前线。之后,又带了工厂大批物资,还有生产工人,历经艰辛,辗转到汉口,移交有关单位。这些经历,我从没听他说过,都是在他离世多年后,才从他当年的同学同事处知晓。
1938年,父亲到湖北宜昌“中央航空委员会”第八飞机修理厂工作,当年宜昌是进入四川的战略要地,敌机常来轰炸,第八飞机修理厂也遭到日机空袭,但坚持生产,主要是修理美国和苏联的飞机发动机以及其他部件。抗战初期,苏联援助我国大批伊15、伊16战斗机,及发动机、飞机配件;之后,美国也援助大批P40战斗机。1938年,父亲任湖北宜昌“中央航空委员会”第八飞机修理厂发动机课课长。
1941年美国派志愿队来华,由W.D.鄱莱和C.L.陈纳德招募人员,组成美国志愿大队,绰号飞虎队(1942年,改为美国空军第14航空队),因应形势发展需要,“中央航空委员会”第八修理厂内迁西南,父亲升任第八修理厂生产处主任。在后方兵工厂负责维修飞机,专修美、苏飞机发动机。许多战机经他和同事们“妙手回春”,再次升空作战。
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基础的全民族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每个人的身心都受到强烈的洗礼。我的外祖父沈觐宸(1881—1962年)是沈葆桢的曾孙,曾两任马尾海军学校校长等职,抗战时期,坚决抵制伪政权,拒不出任伪职。姨夫林溁留学英国,回国后当了舰长,后任布雷队队长,在湘鄂前线,多次出生入死。布雷队给日本鬼子舰船带来很大损失,鬼子恨之入骨,1940年5月6日,万恶的鬼子在长江湖口抓获布雷队员陈木生,严刑拷打后活活锯死,真是毫无人性!
我舅舅沈祖同早年留学法、德,曾任东北三省交涉总署秘书,深知日本的侵略野心,抗战期间,任财政部驻(越南)海防专员。1942年,日本切断中国的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英、美的援华物资只能从印度到中国昆明的空中运输,也就是飞越喜马拉雅山的驼峰航线,他义无反顾地赴任驻印度专员,主管战时物资的采购和通过驼峰航线及中印公路调配转运,他和同事们克服各种困难,把抗日战争中最急需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回国内,抗战胜利后,他当过中央信托局副局长。
当父亲为抗战辗转于大后方时,母亲希望也能和他在一起,但父亲说,他希望母亲照顾好老人和儿女,希望儿女好好学习,他相信打败日本之后,国家还要建设,孩子们学习本领,才能服务于社会。这样,我们兄弟姐妹的早期教育,都由母亲亲自完成。解放初期,哥哥考上上海交大学造船,子承父业,父亲很高兴。
1942年,父亲转到福建南平,任“福建企业公司”机械主任工程师,后又任福建企业公司铁工厂厂长兼总工程师,在艰苦的条件下,为抗战制造武器提供设备。
工厂所在地为南平后谷,是在南平西南约5公里远的小镇,抗战期间,这里不仅有多个工厂,还有学校,一时颇热闹。1944年,家里来了位老朋友,严复先生的三儿子严叔夏。我母亲沈燕是沈葆桢的玄孙女,沈严两家长期来往密切,此时叔夏先生离开在邵武的协和大学,转入南平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大专)教国文,也许还兼教务长。学校离工厂不远,老友重逢,彼此十分高兴。他们有时也到江边走,谈国家大事,关心抗战,其时,叔夏先生的长衫也换成了短装,也阅读《西行漫记》、《大众哲学》等书。师专学生排演一些好戏,如曹禺的话剧《雷雨》,铁工厂的剧团演闽剧,他们都一起去看。那是一段值得回忆的岁月。
1945年父亲赴台参加受降仪式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10月初,海军总司令陈绍宽委任李世甲为接收台湾日本海军专员,之后又电报父亲赴台参加对日海军的接收工作。
父亲持陈绍宽的电报到马尾后,10月18日,随李世甲乘“海平”舰,19日到达台湾基隆。10月25日,父亲在台北公会堂参加受降仪式。11月15日,李世甲率中国海军官兵在马公办事处大门前举行接收升旗典礼,接收日海军马公特别根据地司令部、工作部、军需部、凸角防卫所等处。我父亲就任马公造船所所长兼总工程师,后兼台湾海军整建委员会工程技术组组长及该委员会接收菲律宾美舰委员会主任。主要接收台、澎地区日寇遗留下的大批驱潜艇、运输船、交通船以及美军从菲律宾运来的巡逻艇等。
父亲在家乡福建努力建设新中国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解放,5月27日上海解放,父亲逐渐了解到许多以前海军旧同事、同学留在大陆,如江南造船所上校副所长陈藻藩,造船课课长叶在馥,同学王荣瑸、徐振骐等,还有前新海军社负责人郭寿生、海总少将署长曾国晟等,他想,新中国会需要航海、轮机等技术人员,打听到7月中有一艘军舰要开到马尾,就请假回福州。1949年10月中,主管重工业的梁灵光(后任福建省副省长)力请父亲留福建工作,父亲入福州实业厅企业处为工程师。
1951年,福建正式成立我省首家地方国营机械工厂——福建机器厂,1953年,省里批准在郊区帮洲扩建占地130亩的新厂,父亲主持筹建福机帮洲新厂,为副总工程师兼基建科科长,负责产品的设计与制造,参加建厂的技术设计。在那热火朝天的日子里,父亲工作十分繁忙,有时星期天还和同事在家里的厅堂加班设计图,我至今还记得他们在石地板上削磨铅笔的样子。不久,他们完成了机械部首次下达生产柴油机的任务,成功试制三个型号12-36马力柴油机并投入量产。之后,父亲他们试制成功的5马力柴油机投入量产,部分产品开始出口东南亚。接着,试制以及量产60和120匹马力煤气机,产量占全国1/6。这时生产的柴油机不仅供应国内,也运往发展中国家。
1959年,为支援福建省工业基地三明,父亲调任三明重型机器厂为主任工程师(该厂不设总工)。后调任漳州龙溪机器厂(生产柴油机)主任工程师。1956年,父亲当选为福建省(科技界)政协委员。父亲对自己能够学有专长以服务国家为骄傲。他说,早年在马尾,后来在英国学习的专业都是柴油机,但是直到后半辈子,才有了用武之地。他为祖国和家乡的进步感到由衷的高兴。退休前,父亲调回福州的省机械厅。
晚年在家,父亲每晚必听新闻广播,每每听到我国的新成就,新型导弹试验、核武器成功试爆、造船新发展……总是抑制不住的激动,有时就在房间里走起来,还要告诉母亲。是啊,像他那样,经历过国家的长期落后,经历过长达8年艰苦的抗日战争,多么希望祖国早日强盛起来。1974年,父亲去世。
在安泰河沿朱紫坊我家旧居的河沿(上图二),有一株高大的龙眼树,快六十岁了,依然枝繁叶茂,果实累累。这棵龙眼树是父亲的老朋友王伯伯送的。王伯伯出身于革命世家,兄弟五人都投身革命(他的大哥王荷波是我党早期领导人),这棵树,父亲生前常浇灌养护。至今,我还时常骑车经过那儿,坐在河沿的石椅上回想父亲。风吹树叶发出沙沙声,也许就是父亲这一辈的老人们,在天上交谈吧。
□征稿·我的家,经过1945
2015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70年前的5月18日,日军撤出福州;那一年9月2日,福州军人陈绍宽代表中国海军,出席在日本东京湾内美舰密苏里号上举行的盟军对日受降仪式。
今天享受和平的老福州人,是否还记得少年与童年的苦难?如果你听说过父辈与祖辈在那八年艰苦抗战中的遭遇,请把你家当年的故事写下,3000字内,有时间、地点与姓名以及情节的记录。投稿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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