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海都记者 侯希辰 文/图（部分老照片为翻拍）

关注理由 78年前，当战火烧过江南时，许多家庭优越的有文化的女青年，决然终止学业、告别家庭，从上海、南京、苏、浙等省市出发，冲破敌人的重重阻拦，到抗日根据地参加了新四军。

脱下旗袍，换上军装，在战火纷飞中，这些新四军女兵为保卫祖国，与日寇殊死搏斗。硝烟中，她们谱写了一曲红色的青春战歌，也收获了美好的爱情。这些经过血与火洗礼的“铿锵玫瑰”，祖国不会忘记她们。徐月明便是其中一员，如今她98岁，居住在福州。近日，她向海都记者讲述了当年的故事。

1.瞒着妈妈，没拿家里一分钱离开上海

“打倒日本强盗，铲除汉奸走狗，踏着殷红的鲜血，举起抗战的旗帜……”虽然已经98岁高龄，可徐月明依然有力地挥舞着双手，高声唱起70多年前的一首首抗战歌曲。

徐月明回忆说，她是1917年3月出生在上海虹口区，父亲在一家洋行里做事。16岁时，父亲逝世，她先到大哥办的英文补习学校读书，后来又转到量才业余补习学校，“校长是李公朴先生，那时学校民主气氛很浓，我在学校图书馆读到不少进步书籍，就像打开了一扇窗，让我追求进步。”

精通英文，又会拉丁语，能歌善舞，20岁出头的她，正是花一般的年纪。可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会战开始。在战争阴影笼罩下，“每个进步青年，都想为国家做点事。”徐月明参加进步音乐家何士德创办的战时服务团歌咏班。当年11月，上海沦陷，徐月明停学，来到难民所工作。徐月明讲，经人介绍，她加入了上海地下进步组织，“刚好筹备送一批进步青年到新四军去，一听说这是一支抗战的部队，我马上报了名。”

徐月明记得，那时组织派人来找她谈话，说去新四军可能会很艰苦，甚至会牺牲，问她这名在上海长大的女孩怎么想，“我一口就回答，我不怕，我一定要去。”1938年年底，徐月明等来了出发的通知，“打战总会死人的，我是家中最小的‘娇娇小妹’，怕家里阻挠，没敢告诉母亲和兄长，没拿家中一分钱。”靠同学和进步同志的资助，一两元、三五元凑起来，加上在工作时得到的一点报酬，“凑了26元做路费，就离家出发了。”

临别时，徐月明怕家人担心，“就委托同志给家里寄了一封信，为了保密，只是写到了目的地会再写信回来。”

2.穿越生死封锁线不回头

徐月明说，他们一行19人，“都是20来岁的年轻人，记得带队的副队长是左英。”为了防止被日军发现，他们各自行动，到上海吴淞口经过日军检查后再集中。

逃离日军占领下的上海，“心情一下开朗起来，恨不得马上到部队。”坐船先到温州，辗转浙江的兰溪、金华以及安徽的太平、岩寺等地，一路步行穿山越岭，“大家从来没出过这么远的门，大年初一，青菜里加了点薄薄的肥肉片，就算打打牙祭了。可一想到能去打鬼子，再苦也无所谓，认准革命道路不回头。”

最后，他们到达安徽皖南云岭的新四军军部，1939年3月，徐月明成为新四军的一名战士，先是在新四军教导队第三期文化队学习，而后分配到军部服务团戏剧组，接着又到江南指挥部政治部任宣教科干事，“教战士学习《新四军军歌》等，歌声就是我战斗的武器。”

战火纷飞，徐月明经历着生死考验。随着指挥部转移，穿越日军铁路封锁线，“日军白天重兵看护，晚上巡逻车来回巡护，还常常设下埋伏，拦阻抓捕越过铁路的人员。一次刚走到半路就遭到敌人伏击，子弹雨点般地飞来。”徐月明讲，她跟在护送的特务连作战科长后面，人家跑，她就跟着，人家卧倒，她就趴下，“一位女同志被击中胸部，不幸牺牲。”每次转移前，“一定要检查党员证明揣在怀里好好的，这才放心。”

昼伏夜出，静卧在冰冷的钢轨边，看着日军巡逻车开过，“不会怕，我们每个人都做好牺牲的准备。”

3.背上婴儿拖着母亲冲进山

就在艰苦的环境中，徐月明遇到了在新四军一师军法处工作、福建上杭人蓝荣玉，“他高大、英俊，虽然年轻，却是一名老红军战士了。”1941年1月，两人喜结良缘，“战争年代，相聚几天，就各自回到部队。”

徐月明被分配到一师政治部印刷所当文化教员，和后方医院搬到苏北“西团”，“印刷所设在一条‘死胡同’里”。刚组装好机器，突然传来一阵喧嚣，有人冲进来报信，说日军袭击县城，已经在胡同口挨家搜查，让大家快跑。

“大家把门堵死，拿着工具准备和鬼子拼命。”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有人意外发现房间的后院藏着一个通往小河沟的小门。印刷所的战士们急忙冲出后门，跳下河沟，利用岸边的枯草作掩护，一路转移，“可以看到街上走动的日军。”

徐月明说，事后得知，后方医院在老乡的多方掩护下，也安全脱险，“可住在大庙里的伤病员，被鬼子堵在庙里活活烧死了。”

徐月明说，在动荡的战争岁月里，妇女要比男子承受更多的磨难。1942年11月左右，抗战形势恶劣，日伪军在苏北疯狂扫荡，怀孕的女战士无法随部队行动，“只好隐蔽在老百姓家里，我们叫着‘打埋伏’。”

生完女儿的她，和从上海赶来的母亲，正在村民家中“打埋伏”。一天清晨，有老乡跑来说，在对面田埂边的房子外，发现了日军，“急忙跟着老乡往外转移，出门没几步，母亲已经吓得两腿发软，瘫在田埂上走不动了。”徐月明讲，她早已不是当年的“娇娇小妹”，“没听到鬼子的呵斥声，判断鬼子没有发现我们。”于是，徐月明背着婴儿，一手拎着包袱，一手拽着母亲逃往村外。在山里躲了三天，等扫荡的日军撤离后，一家人才回到村里。

抗战胜利后，徐月明先后在淮安华中军区政治部组织部组织科任干事等。1949年10月，她脱下军装转业，随丈夫蓝荣玉南下福建工作，直到1983年离休。我们见到，徐月明的家中摆设非常简朴。她的家人说，平时老人节衣缩食，节省下来的工资大多捐给老区、灾区人民和困难群众。

徐月明却告诉我们，当年参加革命，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很多姐妹牺牲在战争年代，我们这些活下来的女兵，还有什么舍不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