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理由 这张老照片，是一群上海的女中学生，十六七岁花季年华，大多是富家千金，战争却改变了她们的命运。其中有个女孩叫郭冰，她和同学一起瞒着父母离开上海，穿越一道道封锁线，走上血与火的抗日战场。枪林弹雨中，柔弱的女孩成长为英勇无畏的新四军战士，也收获了爱情。

70多年过去了，已92岁的郭冰第一次向媒体公开往事。海都记者采访时，她还清晰记得在学校里唱的歌曲——“同学们，该我们走上前线，不除日寇不回来相见……”

跳上电车甩掉“看守”离家参军

半个多世纪过去，92岁的郭冰依然对那段岁月记忆犹新。她父亲做过安徽省立师范教授，后任当时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科长等，母亲也是大家闺秀。

但1937年后，战争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命运，“在南京任职的父亲，带着哥哥、姐姐随国民政府到汉口等地，母亲则带着13岁的我和妹妹，来到上海租界躲避战火。”郭冰说，那时她到上海女中读书，但战火如影随形，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震撼着我们，我和班上同学一起为抗日守军募捐。”上海沦陷，看着家园在战火中破碎，她参加了由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抗日活动，“学校有一名化学老师，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后来才知道她是中共地下党员。”

郭冰记得，1939年当选校学生会主席后，还上台发表反对汪伪政府甘当卖国贼的演讲，组织同学学抗日歌曲，排练《中国不会亡》等剧目，“记得一天在上课时，听到几声枪响。原来是汪伪政府派兵来找校长，要制止学校里的抗日活动，校长不同意，被他们当场打死。”郭冰讲，枪击事件发生后，很多同学弃学从军，前往大后方。

“我决定去新四军，因为中国共产党抗战最坚决。”1940年，16岁的郭冰通过学校中共地下党组织，联系上新四军联络员。“没敢和妈妈讲，怕他们担心。”郭冰说，但母亲隐约感觉到什么，专门找了2个亲戚看着女儿。刚好高二下学期要开学，母亲给了她3块银元交学费，郭冰讲要出门走走。

上街后，一辆电车开来，趁着“看守”不备，郭冰一下跳上电车，“我就这么离开家庭，去参加新四军。”

妈妈追到部队却感叹“共产党里出能人”

用学费买了火车票，和几名女同学离开上海，前往江苏丹阳的新四军二支队，“一路是日军的封锁线，我们化装分散行动，乘一段车，走一段路。”郭冰说，路途艰苦，可一想到能参军抗日，“不觉得苦，只有兴奋。”她和同学一路上唱着“这是时候了，同学们，该我们走上前线，不除日寇不回来相见，快跟上来吧，我们手牵着手，去和我们的敌人血战”。

1940年8月，郭冰穿上了新四军军装，“感到无上光荣。”随后，她被调到新四军二支队新三团，这是一支很有名的战斗部队。报到时一位20来岁的男同志说，“你是个上海洋学生，来部队又不久，这里的生活过得惯吗？”“这里的生活可好呢！”郭冰又低声说了一句，“我早就不是什么洋学生了，我是个抗日战士！”

他哈哈大笑起来，“革命就是要吃苦，当战士就要不怕苦不怕死。”郭冰后来才知道，与她谈话的人就是团政治处主任彭冲。就这样，郭冰留在新三团政治处做宣教工作，教战士们唱歌、识字，给群众做抗日宣传。

这天，郭冰跟随着部队一路行军，来到茅山脚下一个小山村。没想到，母亲不顾危险从上海一路找来了。彭冲主任热情接待，把郭冰母亲专门安排在驻地一户老乡家住下，而老乡则把儿子刚结婚的新房让了出来。晚上，彭冲还把政治处的同志都叫来，陪着郭冰母亲吃了一顿家常便饭，“大家和家人一样亲热，妈妈吃得格外香甜。”

只住了一天，原本想带郭冰回上海，甚至连路上用的“良民证”都准备好的母亲，却让女儿留在新四军，她自己回上海。临别时，母亲留下了一件毛衣，对郭冰讲，“从没见过这样好的军队，共产党里出能人，你在部队我放心。”

怀表见证战火中的爱情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郭冰来到第6师16旅战地服务团工作。这年的11月28日，日军步、骑、炮兵3000余人，分三路包围住16旅旅部和苏南党政机关驻地：江苏省溧阳县塘马村。

能战斗的部队，只有48团2营和旅部特务连，第6师参谋长兼第16旅旅长罗忠毅、政治委员廖海涛组织部队阻击，命令组织科长王直带领机关上千人突围，“一路上，炮弹下雨一样落下来，我们撤到长荡湖边。”郭冰讲，已经能听到日军的嚎叫声，王直跳上草垛，号召大家有枪拿枪，没有刀枪的拿扁担、石头，只有坚守到天黑，突围才有希望，大家“做好了和日军拼命的准备，没有一个人动摇”。

直到天黑，部队在当地老百姓的指点下，找到了隐蔽的紧贴于水面的小木桥，越过木桥，绕过日军布下的火堆，在田埂小路上飞奔70多里才突围成功。“但罗忠毅、廖海涛首长及200多位战士，在打退日军几次猛烈进攻后，壮烈牺牲。”郭冰说，“塘马战斗是一次生死考验”。在一次次的残酷战斗中，柔弱的女学生成长为无畏的战士。

在部队，郭冰认识了18旅敌工科科长谢镇军。16岁就东渡日本，曾就读东京早稻田大学的他，抗日战争爆发后，愤然放弃学业回国从军，“他日语很好，专门从事敌军工作，感化过不少日军战俘。”

郭冰讲，1943年3月，两人借老乡一间无人居住的房子结了婚。郭冰自己做了一张结婚证书，贴着2人的头像，画着苏联红军高举红旗冲锋的图案，写着“正义是我们的，作战至死”。谢镇军则送给她一块怀表，这是缴获日军的战利品。郭冰用了半个多世纪。

她的父亲解放后在上海文史馆工作。郭冰和丈夫一起于1949年随部队到福建，就一直在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