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海都记者 周德庆文/图

关注理由 吉山，三明永安城郊的一个小村庄，人口不足千人，文川溪以“几”字形缓缓穿过。

1938年，日寇进逼福州，福建省政府的主要机关、大专院校等陆续迁到吉山，这里成了战时全省的政治、文化中心。一大批政界、教育界、文化界名人和进步青年，抱着“抗战到底”的决心，建学校、修电站、办报纸……一直坚持到1945年抗战胜利。

70多年过去了，日军一枚航空炸弹，至今还深埋在村里一块泥地里。89岁老人刘佛柱是那段抗战岁月的亲历者，他说，无论条件多么艰苦，无论日军如何轰炸，大家抗战的决心毫不动摇，《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一直都响彻在吉山上空。

大榕树下的“抗战宣讲堂”

海都记者探访吉山村时，89岁老人刘佛柱与几个老伙计，正在吉山村的一棵大榕树下纳凉。榕树背后，有一座“榕荫亭”，离亭几米远，一条长长的浮桥架在文川溪上。刘佛柱老人告诉记者，大榕树下的这片空地，当年可是“抗战宣讲堂”。

据老人回忆，1938年，为坚持抗战，福建省政府被迫内迁永安，省主席公馆、省教育厅、省高等法院等政府机构，国立福建音专、省立永安初级中学等文化教育部门陆续迁到了吉山村。当时，一大批不愿做亡国奴的爱国人士、进步青年，常在村中大榕树下交流，讨论抗战大事和救国之道。

记者也从文史部门了解到，当时40多个省直机关驻扎在吉山村，坚守在此的爱国人士、进步青年同仇敌忾，抱着“抗战到底”的决心，建学校、修电站、办报纸……让永安成为东南抗战文化中心。

露天放电影播报“抗战新闻”

20年前，为发展吉山村的经济，时任村书记的刘维启将目光对准了吉山的“抗战文化”。他走访了大量的抗战亲历者，搜集他们的“抗战记忆”，存储在自己的脑子里。

“抗战时的吉山非常繁华，原本不足千人的村子，涌进了近万的政府职员、学生、难民等。村子修了发电站，晚上有电灯照明，放露天电影，还有老师教唱抗战歌曲……”刘维启说。

当年，刘佛柱正在上小学，他记得看的都是无声电影，放映队的工作人员还会在屏幕前打上字幕，播报全国各地的抗战消息。除了看电影，大伙还会齐唱抗战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与海都记者聊着聊着，刘佛柱老人哼起了年少时学会的歌曲。

日机投下的哑弹还深埋在村里

8年抗战，刘佛柱老人记忆最深的是1939年9月的一次日机轰炸。

“那天，三架日军飞机，顺着文川溪俯冲而下，轰炸吉山村，连机身膏药旗和飞行员都看得到。”刘佛柱回忆，当天，警报拉响后，家人带着他躲进了早已挖好的防空洞，“紧接着听到两声巨响”。

刘佛柱说，当时，日机共扔下三枚炸弹，一枚落在文川溪中，激起冲天水花，另外两枚落在省教育厅职员宿舍旁，其中一枚是哑弹。

“日机飞走后，大伙走出防空洞，救治伤员、清理现场，两间平房被炸毁，还有一名孕妇的大腿被弹片划伤，一头猪被炸死。”刘佛柱记得，8年抗战，吉山只经历了这一次空袭，但临近的永安县城却遭遇了十几次大轰炸。

70多年过去了，当年日军投下的哑弹，仍埋在村里一块泥地里。曾担任过4届村书记、66岁的刘维启告诉记者，当年村民害怕这枚哑弹会炸，用大量的猪粪便、烂泥，埋在哑弹上方，随后还在投弹处开垦了一块菜地。

如今，永安当地政府在日机投弹处建造了一个航空炸弹模型，提醒后人勿忘日寇侵略犯下的罪行。

抗战胜利后“吉山红”畅销全省

1999年，吉山村被确定为福建省首批“历史文化名乡”。村里的抗战遗址保存得比较好。海都记者探访时，还有工人在对刘氏祖屋、大夫弟、羊枣被拘禁处等抗战遗址进行修复。村口的一座清代建筑——“定和居”的墙上，“抗战到底”的标语仍清晰可见，这里曾是省高等法院职员借住的宿舍。

刘维启说，当年，省政府主要机关，学校迁入吉山村，一是因为村里有发达的水运，各类战略物资、报刊可通过文川溪运往全省各地；二是吉山村有崇文的传统，村里有9座书院；三是吉山村比较富有，村民有较多房舍可征借给政府职员办公、住宿。

据介绍，吉山村还有一座酒坊，出产一款叫“吉山红”的老酒。“1945年8月15日，当广播传来日军投降的消息时，家家户户痛饮‘吉山红’，欢庆抗战胜利。”刘维启说，抗战胜利后，“吉山红”畅销全省，福州、厦门等地市民也纷纷抢购，在大家心里，这酒也代表着“抗战到底”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