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海都记者 周德庆 文/图

关注理由 “当晚上的街灯又像往日的光明，这给了日本鬼子一个答复：你尽管地炸，我们能够不断地修理，中国人是不可征服的！”1940年，改进出版社的《战时民众》杂志，报道了一位叫“张宝桂”的电灯匠冒着日机轰炸的危险，抢修城市电灯的故事。

这份杂志，当期还刊出了“上杭古蛟民众，献谷二千石，全省一千三百万同胞急起效法”、“王阿英除三害（日本鬼子、汉奸、土匪）”、“帮助祖国抗战的台湾义勇队”等新闻通讯、漫画等。

从1938年到1945年，福建省政府内迁山城永安后，一大批进步文人、热血青年和一些身份隐蔽共产党员等聚集永安，以笔为枪，宣传抗战。从《老百姓》到改进出版社，7年间，永安先后成立出版社30多家、印刷所10多家，出版各类报纸10多种、期刊120余种、书籍700余种，成为与桂林、重庆齐名的全国三大抗战文化中心。

日前，海都记者再访永安，重温用笔抗战的时代最强音。

村里来了一群陌生人

“远东新形势下的中国外交问题”、“希特勒军队实力如何”、“英德战争的持久与速决”、“法兰西在蜕变中”、“从犯罪心理研究汪精卫的行为”、“沦陷区中敌人的组织工作”、“日本的人口变动”……

在省档案馆，当海都记者翻阅着70多年前出版印刷的《改进》、《现代文艺》、《现代青年》、《战时民众》等杂志时，内心被一篇篇“有深度”的文章震撼。

这4份杂志都由“改进出版社”编辑出版，它的编辑部和印刷所在永安城郊一个叫“虾蛤”的小村子里。

村子现已改名为霞鹤村，距永安市区约3公里，全村仅360多人。村子靠近九龙溪的一处古树林下，残留着一夯土墙，70多年前，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第一流读物，正是从这间极其简陋的印刷所赶印出来，然后通过水运，流往南平、浙江、江西……

离印刷所约100米处的黄氏宗祠，是改进出版社的编辑部。这家出版社原来设在永安城里，后来，为了躲避日机的轰炸，辗转搬迁到霞鹤村。祠堂不大，一个大厅，左右两侧各一个小厢房，大厅的背后和侧后，还有一些小房间。当年，大厅是编辑部的阅览室兼饭厅，一间厢房住着社长、著名编辑出版家黎烈文（前《申报》副刊主持人），另一间是编辑、著名作家王西彦的住所。

此外，邵全麟、葛琴、萨一佛、黄永玉等一大批文人、报人先后在祠堂内办公（居住）。他们在极其简陋的办公、居住条件下，一边自己撰稿，一边编辑郭沫若、巴金、胡愈之、艾青等从全国各地发来的抗战文章。

现年80岁的村民黄永麟，当年还是一个小孩子，他记得这些陌生的年轻人，拿着稿子，彻夜赶工，有时候还会把沾有油墨的手抹在小孩子的脸上，“完全不知道他们是谁，只记得很好玩。”

据了解，改进出版社是永安抗战期间创办的众多进步刊物中，影响力最大的一家。黎烈文在《改进》的发刊词中写道：在东南人民精神食粮过分缺乏的情形下……我们抱着“雪里送炭”的苦心，想以微薄的力量，尽可能补救于万一。

“编辑部”只能容下 一张桌子和一张床

在改进出版社之前，永安一纸风行的抗战报刊是《老百姓》。1938年10月创刊，1939年11月被勒令停刊，发行量从几百份猛增至5000多份。

和改进出版社类似，《老百姓》的办报条件也极其简陋。永安吉山村的刘氏祖屋，既是办报人的宿舍，也是他们的“编辑部”。海都记者走进“编辑部”，房间逼仄，大约只能容下一张桌子和一张床。

这份报刊的创办者有陈培光、卓克淦、高时良、林浩藩等。当年，他们多数都是福建省教育厅的职员，随政府内迁到永安后，几名年轻人寻思着要弄一份抗战报刊，办起了这份宣传抗战的通俗读物。

创办人之一卓克淦曾在接受海都记者采访时说，当时，办报条件很艰苦，所有行动都是秘密进行，他们白天上班时间看报纸，抄写重要信息，晚上回到宿舍偷偷誊写、印刷，“报纸是八开单版，主要是通过一些熟识的司机，送到周边的联络人手里，再转发给一些群众。”

另一位创办人高时良回忆，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动手，他们曾在《老百姓》上刊登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战绩，激起了群众抗战的信心，也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注意。

1939年11月，《老百姓》被迫停刊，前后累计发行了100多期。

除了办报的条件极其艰苦，永安的抗战文化还面临着日机轰炸、国民党顽固派迫害等风险。

“本月四日敌机轰炸永安，全市精华，顿成焦土。本社南门口营业处房屋被毁，损失颇巨。”日前，海都记者在省档案馆找到了一份改进出版社于1943年11月贴出的“告读者启事”。

记者从省档案馆了解到，1943年11月4日，日机16架飞机空袭永安，投下百余枚烧夷弹和重磅炸弹，共毁房屋700余栋，死难民众超200人。